法律政策学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普遍的认可。在国内关注法律政策学的为数有限的学人中，有的将其等同于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的政策法学派，视之为从政策学的角度研究法律的一个法学流派。 有的虽试图以更为宏阔的视野来涵盖与清理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诸法学流派及其大家的的法律政策思想， 但其理论出发点依然未能超出拉斯韦尔的“政策定向的法哲学”。而后者又恰恰是最为人们所争议甚至诟病的地方，尤其是在有着独特而悠久的“政策法”实践的中国这片土地上，法学界人士更似乎有着一种心照不宣式的禁忌与规避心态。也许这正是法律政策学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难以引发人们的学术热情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不过，无论人们对法律政策学持何种心态，了解的深浅如何，对这一点都不会有多大的异议：法律政策学是传统的法学研究与新兴的政策科学研究在一个新的层面上的交叉与综合。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得从传统法学和政策科学各自的研究视角与核心说起。

　　如果追根溯源，法学与政策学应该说是同宗-它们都起源于政治学。只不过法学脱胎于政治学的历史要古老得多，而政策学脱胎于政治学则是20世纪以来的事，即使从作为政策学前驱和分支的社会政策学来讲，也还不到一个半世纪。 除此之外，法学和政策学的另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它们各自的研究视角与核心不同。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如今的法学可谓是枝繁叶茂，蔚为大观；但一言以蔽之，则是以权利为核心，是关于权利的科学。对此，国内外法学界、尤其是法理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美国耶鲁大学社会暨政策研究所所长林布隆（Charles. E. Lindblom）教授认为，公共政策学有两个基本主题：一是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否符合人民的要求，是否要解决人民所需要解决的公共问题，此即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否受到人民“控制”的问题。二是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是否有能力解决人民的公共问题，满足人民的需要，此即公共政策的“效力”问题 .林布隆先生的上述观点具有重大的、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其立足点在于人民权利的保障，但未能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以色列学者、政策科学领域的泰斗叶海卡。德洛尔则认为，公共政策学或政策科学的研究核心，是政策制定系统的改进。他的这一观点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以致成了国际政策科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我国政策学界也普遍信守这一观点。这固然要归因于德洛尔在这个领域卓有成效的研究，以及他对政策科学与政策实践的多方面的贡献，但另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也许是德洛尔的观点是以权力为视角和基点的，这正好契合了政策学界普遍的接受心理或期待视野。也就是说，与以权利为核心和立足点的法学不同，政策学的视角与立足点在于权力（德洛尔所说的政策制定系统，包含了政策执行，其实质就是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学才是政治学的嫡系，而法学反而是庶出。

　　说到这，有人可能会反驳说，法学的核心也不只是权利，它同时也要研究权力。不错，的确如此。法学界近年来已有不少人呼吁和关注对权力的研究，认为不关注和研究权力的法学是不完整的法学，也是不符合法律和法学实际的。因为权利和权力的关系是贯穿法律运行各个环节的红线，并且权利和权力分别构成了私法学和公法学的基础与核心。对此，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法学界对关注和研究权力的呼吁，不正从反面说明传统法学对权力问题的忽视吗？其次，法学界近年来对权力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是否有政治学和政策学的潜在影响呢？再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即使大家公认权力也是法学（尤其是公法学）的核心，那也只是意味着传统法学学术视野的扩大，研究范围的拓展。它并没有使法学研究的立足点和视角发生根本性的位移。比如说，宪法、行政法和刑法，是公法的三大支柱，也是最能体现国家权力的法律部门。但现代宪法、行政法和刑法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宪法学、行政法学和刑法学的基调，则是对相关国家权力的规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其背后的视角与立足点依然是权利。诉讼法和诉讼法学领域就更是如此。即使是离权力更近的立法学，也没能例外。这是否体现了法学的幼稚或封闭？不，恰恰相反，上述情形正好说明，法学已经找到了自己独有的立足点和学术视角，法学并未因自身视野的拓展和研究范围的扩大而扰乱自己的阵脚，迷失自己的方向；而是以自己独有的立足点和学术视角来整合各种新的研究方向及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