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法与广场空间

　　司法是一个国家的法治宏大架构的拱顶，它由一块块坚固的垒石-刚性的制度规定、正当程序（due process）以及公正无私的法官等等构成，制度、程序和法官诸部分相互交错、相互切合、相互支撑，共同承受整个法治大厦的重力，并使这样一个大厦能够经受社会-历史风雨的蚀损，而长久地保持其稳定的基础和坚韧的体积。从社会调整的角度看，司法又是对社会生活的具体介入形式，它直接代表着法的品格和形象。法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1878-1949）说：“法不只是评价性的规范，它也将是有实效的力量。…… 一个超国家的法要想变得有实效，就不应高悬于我们之上的价值的天空，它必须获得尘世的、社会学的形态。而从理念王国进入现实王国的门径，则是谙熟世俗生活关系的法官。正是在法官那里，法才道成肉身。”[1]

　　司法的独特性质及其对社会生活的直接介入，很容易使自己处在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中心，它所处理的事项扭结着社会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文化的、道德的、民族的等等各种复杂的关系和利益。司法必须在应对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中既能有效地平衡各种关系和利益，促成社会秩序的稳定，又能始终保持其不偏不倚、秉公持正的品格。然而，正是因为司法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之点上，它在影响社会生活的同时，也为各种社会力量影响法律活动洞开了门扉。[2] 不同的利益团体、机关和个人都在“追求正义”的信念支持下把过高的期待寄予司法的活动过程：各级政府可能会把消解社会危机和进行社会整合的负担交由司法机关承受，新闻媒体通过张扬案件事实中的催人泪下的细节和判决理由的争点来介入对司法公正的解释和判断，普通的民众则企望司法官员扮演“青天老爷”或“上帝之手”来拯救他们所遭受的社会冤苦。这些不同的初始期待使人们在朦胧的“正义”观念的驱动下对司法过程产生积极参与的热情，而更愿意选择一种人人直接照面的、没有身份和空间间隔、能够自由表达意见和情绪的司法活动方式，我把这一司法活动方式称为“司法的广场化”。

　　自然，司法的广场化，首先是一个法律地理空间的概念。[3] “广场化”标明：

　　历史上有一些司法活动是在广场或其他露天的空间进行的，诸如古代的“弃市”、“游街示众”，近现代的“公审大会”、“批斗大会”等等。在这样的司法活动中，露天广场作为一种地理空间符号，具有其特殊的意义。（a）露天广场作为一种“场“，具有一切“场”所共有的功能。在露天广场的中心很容易形成某种有一定主题内容的活动，吸引人们积极的参与。司法的广场化无疑亦藉广场之特殊的吸引力和扩散力，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司法活动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如社会教育效果）。（b）露天广场是可以从不同的路径和方向自由进出的场所。在这里，没有专为司法特设的营造之物，如固定的座席、隔离的区域、警戒的护栏（bar）等等。它消除了法律的可触及性（accessibility）的障碍，也消除了人们由于不了解专门法律知识形成的法律陌生感和异己感，人们通过亲自观瞧而直接感受法律活动的生动形象（有时甚至有些紧张刺激）的过程及其效果。这样，整个司法活动总是与时聚时散的流动的人群保持着不间断的互动关系。（c）露天广场是一种透明无隐的公共活动之地，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表演”的场所。[4] 没有空间阻隔和禁止规限的广场天然适宜举行某些表演者与观众融为一体的集会（如节日的盛典、集体狂欢）。在特定的广场集会中，有时甚至分不清（也没有必要分清）人们的角色和身份的差别，所有参与集会的人形成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公共的主体-一个“公共的大我”[5] 在露天广场上进行的司法活动虽然性质不同于完全“无拘无束”的集会，但它们也带有所有“广场集会”的某些共同特点，如人的直接照面、表演-观看界限的模糊、激动人心的节日感觉，[6] 等等。（d）露天广场是一个没有什物遮挡的“阳光照耀之地”，它被想象成某种道德理想（如“阳光下的政治”）的实现之所[7] .在一定意义上，司法的广场化（至少在当代社会）所潜在的一种道德正当性，就是追求所谓“阳光下的司法”之目的。它把司法活动的每一细节（控诉、辩论、审判、惩罚等）均诉诸民情的反应和置于众人的凝视之下，以防止司法的“暗箱操作”所可能导致的司法冤情和腐败，也可能借助“民愤”的正当性处理一些通过正当程序难以解决的问题或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