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感受最早流行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末曾饱受Y2K的威胁，结果平安无事。除夕与往常一样，守岁之后挖觉，睁眼已是新年新禧，并无异状。人的问题依旧持续，等待着我们以新思维去面对。新的世纪仍然是两个表面上看来相反的趋势加速进行中。一方面是离心的倾向，多文化主义流行。西方自启蒙以来建立的普世主义的文化理想受到挑战，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的霸权受到强烈的谴责，连带科技商业主义的流弊受到严厉的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向心的倾向，世界已成为一个日益缩小的地球村。各传统不再隔离在不同地区发展。宗教、文化杂处，彼此之间打交道成为家常便饭。就在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文明冲突的警告的当儿，孔汉思（Hans Küng）作出了签署世界伦理宣言的努力。依他之见，只有各宗教文化传统能够捐弃成见，存异求同，凝聚共识，才能避免矛盾冲突、同归于尽的命运。这就是在当前所面临的处境。

　　我曾经说明，我不属于狭义的当代新儒家的统绪，但也不会反对学界一般把我归入海外或港台新儒家的意见，因为我确认定儒家传统中有万古常新以及与时推移的成分。下面我就由这样的视域面对我们当前的处境作出回应。和上一代在1958年元旦签署《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学者相比，我们这一代的处境是截然有异的。那时正当存亡继倾之际，故突出了心性之学的道统，也强调了吸纳西方科学、民主的必要。如今我们吸收西方之长是理所当然之事，而西方知识份子也捐弃了以往傲慢的态度，学习尊重异文化，不再把西方的价值就当作普世价值。反过来，我们也无须强调儒家的正统意识，那同样是过时的东西。在多元架构的预设下，我们只需阐明儒家传统“内在超越”的方式，可以是一种合理的终极关怀，便已经足够了。而大量的经验研究阐明，日本与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确都有儒家背景，但各地成功或挫折的因素都不一样。自从制度化的儒家在清廷覆亡之后宣告终结，两岸三边已不足自居为儒家之正统。韩国所保留的儒化的风习更多于台港大陆。而各地的儒家传统发挥了不同的功效，难以一概而论，乃有一种“非正统”、“非中心化”的倾向。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愿意陷入相对主义的窠臼，这正是我们必须着力加以澄清的所在。

　　在这里，世界伦理的建构为我提供了重大的启示。它必须是一“极小式的”伦理，否则就不可能为不同的宗教、文化传统所接受。它不能无所排斥，如果一切可为，要这样的伦理何用？孔汉思以Humanum（人性、人道）为宗教的通性，将“金律”──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世界伦理的基石，四个实际行为的指令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的现代阐释。明眼人很容易看出，这是十诫中有关道德伦理的四诫的表达。但我仍加以强烈的支持，原因在他虽仍用西方的文字和概念来起草宣言，其意涵却超越了西方的藩篱。实际上，佛教杀盗淫妄酒五戒，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所指涉的正是类似的东西。而世界伦理的建构之所以可能，也正是因为由不同传统发展出来的道德规条确有彼此若合符节之处。

　　西方学者用归纳的方式找到像“金律”一类的基本原则，四诫一类的禁令，再加上一些程序上的普遍规定，由此而看到世界伦理建构的可能性。但实际建构决不限于西方的文本，每一传统都可以自订条文，参与国际性的讨论，作出特殊的贡献。在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举办的“普遍伦理计划”的国际会议中，我就曾提出论文由新儒家的视域看世界伦理。我的论点涉及方法与内容两个层次。从方法学的观点看，归纳的取同略异的做法是不足够的。我提议给予“理一分殊”以现代阐释，用朱子“月印万川”的方式，才能够不取消差别而找到会通的可能性。“理一分殊”能够提供纵向与横向、贯通古今中外的方法途径。如果我们能够分别开传统中万古常新、与时推移的成分，古代的金律与五常自然可以重新加以阐释，赋予其适合于现代处境的涵义。同样理念也可以容许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儒家给予类似而不同的文字与概念的表达。同时世界伦理当然有内容的指涉，不能只是有关形式、程序的规定。只不过任何有关价值规范、道德规条的成文表达，就已受到具体时空处境的约束，而失去其抽象的普遍性。仁心的表达古今不同，不可勉强归一，否则就会造成僵化、负面的效果。但孟子指点的，孺子之将入于井所引发的怵惕不忍之心，却的确可以不论古今中外的差异而激起共同的感受。当然孟子的良知不能单纯当作心理的反应，它指向一既超越而内在的根源，此处不能申论。由现在对于“理一分殊”的了解，一切成文的表达，包括儒家的表达在内，已经属于“分殊”的层面。但“分殊”指向“理一”，那是“道可道、非常道”、“上帝以上的上帝”的层面。但由分殊层面之若合符节，通过信仰，即可以指向一超越的存在、价值之源，已非我们通过逻辑推理、经验推概可以证立的层面了。它可以被了解为康德（Immanuel Kant）所谓不得不作的“基设”，但港台新儒家宁可以之为在自己生命之内发出的直接呈现。而世界伦理宣言所要求的恰正是人的内在态度的转变，不能只满足于1948年签署的人权宣言那样的法律文件。那么儒家式的进路有其殊胜之处，也就不言而喻了。本但孔汉思指出，这是一个“典范转移”的时代：它不再是一元独霸、西风压倒东风、或者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而是多元互济、交流对话的时代。这并不是要人不再追求真理，放弃自己的信守，而是在建立了自己的终极关怀之后，还要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这才能使各人植根在自己的基础上，不为自己的成见所拘，不断作自我的扩大，以指向于终极的真理，追求存在与价值在现生的进一步的具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克服文明冲突、免致地球毁灭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