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中国五千年历史，还真有让百姓高兴的地方。比如“诽谤”这个词。

　　《大戴礼。保傅》云：“忠谏者，谓之诽谤。”《淮南子。主术训注》说：“书其善否于华表木也。”《古今注》：“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木也，以横木柱头，状如花也，形如桔棒，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华表，亦诽谤木也。华，花也，亦为话；表，将话表达出来也。尧舜时代，政治开明，“求言”于民。于是在交通要道上树立“诽谤木”，鼓励天下人在木牌上刻写对君王的批评意见，议论是非，指责过失，让人“诽谤”。可见，唐尧其开放度量。这种民众享有“谤王”的政治权利，真让炎黄子孙高兴一阵子！“诽谤木”成了“出气阀”，可以想象，生在那时的先民，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凡对国家朝政，君王得失，都可以嘻笑怒骂地在“诽谤木”上说上几句，一吐心中之块垒，岂不快哉！那个战国时的齐王还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咱们的先王太伟大了，因为，腓特烈大帝为了鼓吹法治，鼓励人民去告他；杰佛逊总统为了鼓吹民主，纵容政敌去骂他；还有一些国家在报刊上骂自己的总统总理，甚至画漫画、编电影来“诽谤”，都是跟俺们先王学的！

　　春秋战国时，周厉王暴虐，但国人仍有“谤王”的权利。当时周厉王的大臣邵公对周厉王说：民众己经受不住你的暴虐了，不听话了。周厉王听了十分恼火，找来一个巫者，让他去监督查处那些敢于“谤王”的人，发现了就抓来杀掉。果然，国人只能侧目而视，不敢再批评指责厉王了。周厉王很高兴，告诉邵公说，我已消除了诽谤了，国人不敢批评指责我了。邵公说：“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政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之虑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邵公这段话，讲透了一个“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道理。国君当通过各种渠道来倾听舆论改善政治，而不应该用杀人的办法使民众敢怒不敢言，那会出大乱子的。中国古代在倾听舆论，广开言路上，能达到如此高的认识水平，是我们后人引以为骄傲的。比时下这不准、那不可的封杀要高出几千倍！

　　不过，邵公呼吁言论自由、放开舆论的话，并没有起作用，“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到了秦代，“焚书”第二年，秦始皇忍受不了儒生的诽谤，下令将咸阳的儒生抓来，以“妖言”、“诽谤”罪，将460余名儒生全部活埋。之后，秦始皇除去“诽谤木”。“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虽然汉时恢复了“诽谤木”，但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诽谤木”了。而变成了宫殿、城门口，甚至皇陵上的雕龙刻云，高耸云霄的擎天大柱了。老百姓怎敢“诽谤”，只有匍匐华表之下，三呼万岁的份了。而“诽谤”一词也由原来意义的议政、提意见，变成了“造谣中伤，无中生有”的“诽谤罪”了。

　　一次，我去北京，站在天安门前，望着那高耸入云的华表，却怎么也美不起来，心中感到十分悲哀。让我想到古代的尧舜，想到集封建之大成的秦以降，甚至想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55万忧国忧民之士，以古时“诽谤”之义引“蛇”出洞，以现今“诽谤”之罪打成右派的历史……那龙盘虎踞的华表（诽谤木），“它是一种沦落的象征，一种失传了的言论道具，它是中国的眼泪，中国人的十字架。”（李敖语）领袖有言，“六亿神州尽舜尧”！我看学舜尧，首先就要把他们的“诽谤木”恢复起来，“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则“财用于是乎出”，“衣食于是乎生”，“善政于是乎兴”，岂不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