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法律起源来看，对程序的基本要求是维护礼和刑的价值与传统。而程序对这两方面的要求都是有反映的，维护礼的规范体系在上古三代已经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到西周已发展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行政、司法、宗教、祭祀、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许多方面。

　　如婚礼，到西周就已形成了一套严格的仪式，即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在婚礼程序上，古人可以说是作了不厌其烦的努力，其精雕细琢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同样在西周，对于司法程序的构建，古人也是贡献过其智慧的，如起诉出现“自诉”和“告诉”两类；审判区分民、刑事案件，并要求提交诉状，原、被告双方到庭；法官判案要核实盟誓、物证、书证、人证及口供，且法官出入人罪要承担责任；有严格的上诉和复审制度等。

　　如何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些程序的构建是个方法论问题，用不同方法去剖析可能会引发不同见解！但在中国古代社会，无论哪种方法论都不能否认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君主权威的绝对性。在此环境下，程序价值是针对以君主为核心的统治集团而言的，是为方便统治集团利益服务的，与公平和正义无关！礼的程序价值正满足了君主利益的这一要求。正如《礼记。祭统》所言“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这恐怕是礼的某些程序得以完善的深层原因。

　　事实上，自有国家以来，礼的触角借托国家权力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形成了比较正统的礼节仪式。礼的程序价值在塑造人的品性及人际关系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其程序的长期稳定性使统治集团最终受益。

　　由刑而生成的对司法程序的追求，同样也反映了统治集团的利益，只要被认为能有益于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统治集团就会潜意识的去建构。上古三代的司法程序的形成就是上述理由的一种历史塑造，它集中反映了当时统治集团所能达成的价值共识。

　　在这种认识体系中，本来专司审判的司法官员，往往承担了司法分工体系中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职责，此外还有行政官员甚至律师的职责，不堪重负。尤其在地方一级，几千年来几乎都是在重复商朝就已存在的审判模式：凡是刑事或民事案件，由原告向官府告发而提起诉讼，受理后由行政官吏兼司法官对案件进行审理。

　　程序价值取向从理论上讲，不同的统治集团有不同的要求，只要统治集团的利益不变，程序价值取向就不会有多大的改变。而从上古三代以来，统治集团的利益基本是固定的，即维护君父利益至上的家天下局面，其外化为对忠孝价值的追求！所以，传统以来，有关忠孝的程序构建细致入微，并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了人的观念，改变了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