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武帝的时候，有两个得力的助手，一个东方朔，一个张汤。前者聪明绝顶，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典型，而后者是个法家人物，对所有的法律都可以横溜倒背。汉高祖当了皇帝之后，总觉得自己虽然当了皇帝，可是一班君臣在一起还是感觉和从前打天下时一样没什么区别。这个时候有个叔孙通发现了刘邦这个心思，就告诉他说，这个天下打的时候是要靠流氓，但是在坐这个天下则必须要依靠他这样的儒生，也就是要文人治国。于是叔孙通帮着刘邦制定了一套规矩礼仪，臣子见到皇帝要行礼仪，等等，刘邦感到舒服多了，于是觉得叔孙通说的确实有道理。我以为这是中国古代形成文人治国的传统这源头。因为中国古代官员的主要职责就是教化，你可以认为他们是采用奴民政策，但是这些方式起到了中华文明几千年能稳定下来，并能生生相息的客观功能。

　　可能很多人对于文人治国的观点很怀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一部中国历史，总是那些封建帝王，乱世枭雄最能引人注目。而那些人往往出生贫贱，而且经常是些流氓。但我们所要考察的是中国的和平时代，也就是王朝的治理时代。中国有句古话，上令止于州县。其实何止于此？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广阔的国家中，一个皇帝能直接控制的有几个人呢？李鸿章曾经有一句名言说，我这一生所能影响的人能有一两个也就不错了。按照当代管理学的分析结果，一种最有效的管理方式，一个人所能直接控制管理的人只是三个。所以说皇帝对于庞大的中华帝国来说，实质意义上是一个符号性的东西。具体的行政司法必须依靠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而在中国古代，这个庞大的官僚系统就是文人所组成，在历史上自汉代以来，虽然选拔方式不相同，从推荐到唐代的科举趋于成熟，但其组成部分都是文人知识分子，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知识分子。不仅这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是由文人组成，而且在这个庞大帝国的基层组织上，同样是由一些落魄的知识分子，秀才，举人私塾先生在起着管理乡间事务。其实这是中国古代能够形散而神不散的一种政权形式能够长期维持的重要原因。

　　以上只是对中国古代统治方式的一种简单追溯，但本文所关注的是法律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变迁。为什么文章一开头就举了张汤的例子。因为张汤也算是一个法律人，尽管他们那个时代的法律和现在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法律人从张汤开始，就扮演了一种角色，作为统治的手段和工具。到了清代末年，据苏力教授的考证，当时非常多的法学学堂。深究其原因，是因为在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但这个选官的功能必须要有一个机构来取代，而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理科、工科那些人一时很难学会，而法科相对容易掌握，于是法律科的兴起就客观上扮演了这种角色，成为当时想当官的人所必经的一条通道。

　　在毛泽东时代，法律被视为资产阶级虚伪统治的形式，被鄙视，代之而起的是政策，会议。于是，写文章，拟定政策，作记录，加上毛泽东本人的喜爱文章，对文学政治功能强调，使大批擅长写文章的人登上了政治舞台。当时的王洪文，陈伯达都是著名的笔杆子。王洪文更是39岁便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党的接班人。这个影响一直可以到改革开放以后，恢复高考后，最优秀的学生总是希望就读中文系，可见一斑。一直到现在，公务员的招考中，中文的招考人员仍然是最热门的之一。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中心，对技术人员的重视，使得大量的技术人员成为党的领导干部。从以前的技术人员到后来大量懂经济的官员，这都是和中国的历史背景关联在一起的。而到了最近二十年，经济发展了，法律的重要性再次被提了出来，到现在这个时代，从每年的考研情况便可以发现法学在中国当代的热门程度。为什么呢？法律被认为是选拔官吏和获得金钱的一条渠道。而且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当经济的发展逐渐不再是人们最关注的东西时，人们对利益的分配，正义的诉求，就会被提了出来。因而我以为，目前的阶段是正出于从经济人治国向法律人治国逐步过渡。这是社会自己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个个人所能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