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的功能是要解决社会中发生的各种涉及法律的问题，通过司法程序，法官确定某种行为是否犯罪，某种行为是否违约，对于犯罪者处于何种刑罚，对于违约方判决何种赔偿。

　　法院的辛勤工作，使社会中的违法行为减少，使社会得到安全与秩序稳定，使经济交易公平有序，最终法院的功能是要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然而，在今天所处的信息社会，法院的传统功能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笔者认为，法院除了已有的功能外，还将出现一种潜在的功能：这就是法律教育功能。

　　“法院的教育功能”是指法院除通过办理具体案件，对案件当事人进行法律教育外，还将通过有关方法，对社会大众进行法律教育的功能。法院的教育功能，有别于法学院的专业知识式的训练与考试教育，而将是更加普及化的教育，将是在传授法律知识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进行法律文化与法律精神的教育的功能。法院将比法学院提供更加广泛的法律教育。回顾我国历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时期，司法与行政“合二为一”，或者说“行政主导司法”的现象比较突出。我国没有像西方司法体制的陪审团制度，进入审判程序的人，只是与案件有关的当事人和证人。审判案件过程与社会大众之间，不容易产生直接的教育作用。在法院刑事案件执行时，还曾有过当街示众的“教育”，以此来表达法律的震慑力。这种“教育”的负面影响较大，大多数国家都不采用了。因为这种教育使社会大众只知道某人犯罪的罪名，而不知道犯罪行为与罪名是如何联系起来的。由于以往法院没有对社会大众提供教育，我国更多的法律文化与法律精神的教育工作，转为由文艺作品来提供。例如，我们通过京剧《铡美案》，了解了包公的刚直不阿；通过《三言二拍》小说，知道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通过《施公案》故事，了解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通过戏剧《窦娥冤》了解古代冤案的形成过程；通过《杨乃武与小白菜》、《打渔杀家》、《乌盆记》和《四进士》等作品，了解我国古代的法律精神与法律文化。相比之下，世界上也有其他许多国家，采取另一种方式使市民参与司法审判过程。其中典型的有“陪审团制度”，即社会普通市民，被选作陪审团成员，参加审判全过程。这些市民通过参加审判，直接了解到法律知识、法律精神与法律文化。比较我国通过文艺作品来表达的方式，陪审团方法更加直接，更加具体，也更加真实。随着时间推移，法院对社会的教育功能就会体现出来：越来越多的大众了解审判过程，熟悉审判工作，然后他们将尊重法律。法院的法律知识与法律文化及精神的教育，对于整个社会都有巨大的影响：教育的结果使得大多数人，将守法变成了生活习惯。习惯的自律对人的行为的调整，比法律的强制力还有效果。

　　让我们以交通规则为例加以说明：遵守交通规则，也是守法的一个方面。守法的过程是一种接受教育的过程，也是一种养成习惯的过程。 我们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看到，香港市民遵守交通规则，已经养成习惯，不论路边有没有警察，市民都会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而在我国内地相当一部分城市，市民遵守交通规则还没有养成习惯，还是要有警察监督，才遵守规则。为什么说守法的养成也是一种教育过程呢？人们通过自己或者别人触犯过交通规则，形成较为严重的肇事结果，最后受到法院处罚，才受到法律直接或间接的教育。在香港，市民通过在法庭担任陪审团成员，亲身参与对交通肇事者的审判过程，陪审员本身要亲自投票，确认肇事者是否有罪，他们对交通规则的认识，也便更加深刻。陪审员回到家里，同家人谈论他们参与案件审判的经历，使得家人也获得教育。所以，担任过交通肇事案件陪审员的市民，对交通守法的意识会加强，也会更好养成守法的习惯。我国大陆没有陪审团制度，而采用人民陪审员制度，而且陪审员要经过区县级人大批准。所以，我们的陪审员在数量上比香港的陪审团成员的数量要少得多。故此，我们不能完全依靠人民陪审员方式来完成法院对社会进行法律教育的全部工作。由于内地的绝大部分市民从来没有进入过法院，当他们作为当事人，进入交通肇事案件审理过程时，一切预先的教育都会谓之晚矣。为此，内地法院应该建立另一种法律教育的时间和空间，使对社会大众的法律知识、法律精神和法律文化的教育功能得以实现。[#XBT#]司法机关与社会的关系法院的法律教育功能，建立于法院与社会大众的关系基础之上。法院与社会大众的关系如何，可以通过法院与社会大众的融合度来考察。两者关系密切者，可以称他们之间的“融合度高”，相反，关系不密切者，可以称他们之间的“融合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