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80年代的准备，经过认真、求实、兢兢业业、甘于寂寞的努力，一批学者迅速成长。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人文学术界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特别是在文史哲这些有学术传统的领域，以及经济学等一些社会科学领域已经或正在形成一种学术的氛围，正在建立比较严格的学术规范。相比之下，就整个法学领域来看，应当说，这种传统和学术氛围还比较差。尽管法学的所谓“核心刊物”有几十种之多，不时也有一些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发表，但总体来看，真正坚持了严格的学术标准的法学刊物也许只有一两种，有些所谓的法学核心刊物实际连法学刊物都不能算。[1] 由于刊物的学术标准不严格，法学院的学术训练不严格，许多具有很好的学术潜质的学生未能得到良好的训练，他们找不到良好的学术范本。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法学界的学术传统尚未建立。

　　要建立或重建法学的学术传统，无疑需要全面的努力，面对中国实际、借鉴国外经验、研究者的个人学术品质和兢业精神、开展真正的学术批评，都是必不可少的。从目前来看具体可行的、而且必行的一步就是要建立学术规范。规范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当然是实质性的，但我在此仅就一些人看来并不起眼一点――引文，这种形式化的规范，发点议论。我只是从引文对学术传统的建立的功能性角度来谈，至于对引文全面分析，至少可以作一篇长文。

　　目前的法学著作、文章，除了少数外，引文很少。翻开法学著作和刊物，包括一些核心的法学刊物上发表的一些不错的文章，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文章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注。似乎一切观点都是作者自己创新的，其实未必如此。这首先反映了的一点就是有些作者不读书，或读的很少（另外反映的是对他人的劳动成果的不尊重，即今日流行的“知识产权”）。究其原因，我们当然可以说法学界发表出版的有新见解的书籍和文章确实不多，但总还是有一些；而且还有一些相当不错的调查报告、案件分析、社会报导和资料。但相当多的搞法学的人似乎视而不见。如果不读书，那么怎么可能学术的传承，怎么可能建立学术的传统呢？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是“一切从我作起，从现在做起”；而我很怀疑法学界有那么多才子或“泰斗”。

　　没有学术性的引文或引证，表明法学界没有借鉴和学术积累。引文首先是一个选择研究方向和题目的问题。如果不注意他人已研究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成果，那么我们所作的大量研究就可能只是、而且目前实际只是在重复他人已经作过的事，研究他人已研究过的专题，“发现”一些早已经有的发现。这样不仅浪费了大量个人的和社会的资源，而且无法使自己的劳动在前人或他人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的学术就不可能尽快发展起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学术传统。只要看一看这两年来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文，有多少论文是在重复着他人和自己！一些人把自己的（？）同一个观点在各种报刊杂志上不断重复，最多变变句型和序列。这种论文实际上只是在作宣传，而不是作学术研究。我并不一般地反对宣传，也许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时期，需要一些宣传；但不能总停留在此。而且社会要有一个分工，如果还想在法学界当学者的话，而不是在法律界或社会上当活动家、鼓动家，就要不断地研究新问题、提出新问题。而引文或观点引证就是不断推进学术研究，深化研究水平的一个基础，一种保证。只有熟悉了某个领域内一些主要的著作和文章，才可能发现其中的矛盾和新问题，才可能（但不必然）有新的洞识，才可能推进自己的思想；并进而推进法学界的研究。这里的形式性规范并不仅仅是形式的，而是具有实质性的内容的。[2]

　　同时引证他人，也就是理解他人的过程，是与他人对话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是形成学术共同体，建立和保持学术对话的可能性和能力的过程。如果每个人都“从我作起，从现在作起”，即使每个人都认真，那么也会各人有各人的话语、概念、命题，[3] 这种多元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有好处—可以防止一条路上走到底而形成僵化，但危险在于难以对话，难以形成学术共同体，更不用说建立学术流派和学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