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维权是中国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重要动力机制。没有法律维权，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格局将因侵权泛滥而受损。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法律维权与政治的冲突如何化解，是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不好，影响国家发展进程。

　　本人认为，法律维权与政治之间应当保持距离――这是指法律维权使用的是法律性语言和法律制度工具，而不宜使用政治社会的语言和政治道具。维权，就是从人类生活的自然正义和法律规范中所确认的法律正义的角度，去除社会当事人的政治外衣，将法律救助的当事人理解为法律规范场中的法律主体，再行甄别义务和权利。这就是说，法律人尤其是律师，对于各类有法律救助需求的人，需要象南丁格尔一样，专心地提供无区别性的服务。法律人作为一种献身社会的职业人，应无分别心。

　　任何社会组织与机构的强力，不应当驱使法律人包括律师偏爱某一类人。法律服务对象的选择，应当由法律人自行决定。法律人为涉嫌违法的公民辩护，本身是法律职业的特性。当律师为杀人嫌犯辩护的时候，不等于律师就赞成杀人；当律师为贪污嫌犯服务的时候，不等于他（她）一定同意尽快掏空国库。每一个法律人依据个体体认的道德律和个体的生存需求，选择法律服务对象，合意缔结法律服务合同。

　　但是，法律人能够超脱尘世的社会交换系统的压迫，为“权利弱势”提供服务，这是一个时代中全体法律人的荣光，指示着社会的希望。一个族群还没有全体堕落到无视“权利弱势”的处境，这表明了一个民族的文明火种，没有完全熄灭――这或者会导致法律人个体生活的“悲剧”，但是，“悲剧英雄”的产生，确是集体与族群得救的福音。

　　当我们以一种近似宗教情怀的情怀理解生灵系统，政治社会的敌人和朋友观念消失了。我们的敌人，隐藏在我们心灵和身体的内部，尘世的敌我之念成为心的镜象。法律人要推进社会文明，要做谦恭的人，去意气的人，慈悲情怀的人。怀着善良之心，主观世界失去了固定的敌人。法律人须超脱具体政治，用近似宗教性的理念和法律专业技能，谋生存和发展，在不完满世界中发现某种完满。

　　任何将法律维权与政治挂钩的行为，是不适宜的。这是指，法律人须保持职业性克制，同时，政治交换系统须实现内部约束。法律人脱离法律规范的政治言说，充满风险，必要性较弱――由于信息社会的发展，通过政治发展模式的比较，公民系统的政治判断初步建立；不良政治发展模式，即使没有法律人旁白，也已经被认识。我们在掌握了现代化中政治发展和变迁的社会规律后，更无必要谈政治。因此，“法律人只谈法律”这种态度，即“法眼观察社会”，有利于克服法律人和具体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如果法律人在法律职场中活动，该运动员一不小心大脚讲球踢出了法律的场外，该球又扎入了政治社会的赛区，是否应当给法律人一个红牌？这就是考验裁判水平的时候――如果政治赛区的裁判到法律运动场来吹哨发红牌，这种明显越位的裁判系属滥行权力；如果法律场的裁判依据政治赛区的反映，将法律赛区的运动员发红牌，这种裁判的裁决理性值得严重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