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研究的需要，近来对近代法学以及法学人物的一些情况时有注意。日子多了，一个问题不时出现我的面前：对于近代一些人物，我们应当怎样前缀大名？我的意思是指，我们应当用什么“家”来称呼他们？问题似乎不是问题，只是，较真儿起来还真有点可说的。这对“法学家”一词来说可能尤其如此。

　　先看例子。梁启超是个出名人物，说他是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没有疑问，听起来顺耳，这是习惯。翻翻关于近代历史的书籍，既不能不提他，也不能不这样称呼他。此人当然了得，以现代学术分类来看，不论哲学、文学、政治学、史学，还是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伦理学等，都有涉猎，而且颇使现代学人心存嫉妒。说他是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甚至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等，虽说有点不大对劲，但也基本有些习惯了。然而，说他是法学家，便不免有些让人犯难。毕竟过去压根儿没人这么说过。对于我们研习法学的人，更多是将其和“变法维新”联系起来的，再多一步，则知除了上述某些哲学社会科学之外由于有阵子时局吃紧，梁曾出走国外避难，其身上挂满政治活动分子的“形象LOGO”。

　　时代是会变的。历史人物在我们心中也会变的。

　　这两年见到一本书，名为《梁启超法学文集》，此书列入一个文库——《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是由颇为正规的“政法大学”出版的。盯住看看，便知道梁启超该是“法学家”了。的确，编者说应当记住“作为法学家”的梁启超。再将《文集》翻翻，仔细读来，觉得其中文字颇有“现代法学家手笔”的意思。说个细节。梁对“法”字之语源，很有考究，称“法”字可源参《说文解字》，与“刑”有关，“平之如水，从水”，而且与“律”、“典”、“则”、“式”、“范”等意有关，梁并给出了精巧的解说注疏。可以指出，后来中国法学著述（一般著作文章特别是教科书）只要提到“法”字的意思，叙述解讲，与“梁说”十分相仿，干脆就是“梁说”的翻版。

　　以为梁启超只是个案，所以又去翻阅另外资料。发现，类似者仍有。张君劢、胡汉民等即是。张君劢的法学文章写得漂亮，很是专业，尤其长于宪法之类，故近来已有学人拿其法学理论说事。胡汉民在高举三民主义的时候，也是细说法律肌理，亦有行道，当年其学说受到批判之际，是被当作法学业内人士来对待的。还看到方孝岳，其写有《近代法律思想之进化》，载《东方杂志》1921年十六卷十八期。文章写得不泛，梳理精细，近代法学重点都有渐次的评说。另外方孝岳编译了《大陆近代法律思想小史》，分为上下两册，1921年和1923年分别初版，没过几年又再版三次，很是畅销。此书源自英文The Progress of Continental Law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世纪欧陆法律发达史》，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8）。英文原著作序者有三位：John Wigmore、Frederick Pollock和Edwin Borchard.他们是清一色的法律学者。英文原著部分译自法文。法文作者和英文译者也是正宗的法律学者，像（法文作者）Leon Duguit、Joseph Charmont，还有（英文译者）Layton Register和Ernest Brunchen.通过中文译著，可以看到细节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看到讲究技术性的法学，当然又不乏宏观的社会背景交代。不过，现在都说方孝岳是文史学家，网上以其名作关键词查询，莫不如此。

　　如果梁启超可称“法学家”，那么有何理由说张、胡、方等不是？

　　后来继续翻阅资料，包括其他学科的相关资料，发现一个现象。要是文学专业人士提到梁，除了“思想家”外，一般首先说他是文学家，要是政治学专业人士则首先称梁为政治学家，依此顺之……换句话说，各专业人士基本首先以自己专业确定梁的“……家”冠名。说起张、胡、方，基本也是这样。看来，法学专业人士说梁启超是“法学家”，进而说张、胡、方是，自然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专业视角总会而且必须发挥作用。行业队伍的发展壮大，是靠业内分子的“……家”命名运动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