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说的某些法学家并非真如那只生活在井底的青蛙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苦读几十载的书，喝过的墨水比我辈吃过的盐还很多；他们留过洋，懂得英文、法文、日文，言必称英美法系、罗马法和德国民法典，走过的路比我辈走过的桥还多；他们有“博士”、“教授”等等令人目眩的头衔，唬得我辈有些不知所以然。不过，他们本质上和那个井底的青蛙没有两样。

　　有事例为证，我有幸参加旁听一个刑法学专家组成的案例研讨会，说实话，对于那个案件的实体分析，是诈骗罪还是毁坏公私财物罪，一位一直很活跃并被人称为 “后起之秀”的刑法学家分析的头头是道，并引经据典引证了日本和美国的规定，令人信服。不过，谈到这个案例检察机关是以诈骗罪起诉，但法院却变更了罪名，以毁坏公私财物罪进行判决时，那样刑法学家又发话了：“法院应当有权变更罪名，只要是检察院的指控错误，法院要实现公正，就应当纠正错误，当然也就有权改变罪名。”

　　如果一个普通人这么说，或者是一个司法工作者这么说，我也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并且最高法院也的确规定，法院有权变更罪名。但是，一个刑法学家如此说，不能不让我怀疑他的学术水平了。因为对最高法院这一规定，刑事诉讼法学界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在审判中应当并重，法院仅仅为实体正义随意更改指控罪名违背了“不告不理”、“控审分离”的现代刑事诉讼原理，也变相地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当然也有人主张在一定的条件下，法院享有变更罪名的权力，但绝对不能是“随意”和“不分情形”地更改。司法工作者要遵循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来判案，但学者却应当是具有批判精神，要研究规定背后的合理性。一个刑法学者对于刑事诉讼的了解近乎于普通人的一般理性，他的刑事诉讼学知识还停留在十几、二十年读大学本科时的知识水平上，无异是一只坐在刑法的“专业槽”里的“井底之蛙”。

　　古人说：“业术有专攻”，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认为刑法学者对刑事诉讼理论要有研究是过分的要求？非也！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两者是密切关联的，在法学研究中部门法的学问经常是相通的，在研究一门部门法时往往要其他部门法的学问做支撑的，近年来，北大法学院陈兴良教授一直在大力倡导 “刑事法一体化”的研究，也正说明这一道理。所以，刑法学者在挖好自己的“专业槽”时，还是应当出来吃吃刑事诉讼的草，这对于改善自己的“饮食结构”是很有帮助的。其实，何止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是如此，法学中的各门学科，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作为一个法学家都要有涉猎，要对这些学科的基础知识知晓，并且还要经常关注各门部门法学科的最新进展，如此才不会在自己的研究中，犯常识性的错误，贻笑大方。我的一位宪法学出身的同事对一件事情经常耿耿于怀，他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他听到某位著名民法学家说，宪法就是宪政。宪法与宪政怎么是同义词呢？看来，又一位“井底之蛙”之法学家横空出世了！

　　在美国高校，法学学科的分界似乎并不如我们之森严，许多教授教多门法学课程，并且并不觉得有特别的困难，也不妨碍其出辉煌的研究成果。因此，这也不难理解，美国最高法院那“八个老男人和一个老女人”可以民事、刑事、行政、经济案件一起审理。

　　再进一步说，何止法学之间要相通，各门相关的社会科学都应当相通，法学家们不但要对其他部门法要有所研究，也要对相关的社会科学要有所了解。因为，许多学问的创新往往受到其他学科的启示而激发灵感的，又有许多门新的学科正是在学科交叉的边缘中诞生的，如法经济学、法社会学等等。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近来发表的一些分析社会事件的文章之所以观点独特，但不乏深刻，正因为他对法律、对经济学和社会学都涉猎的较深，善于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来支撑和分析同样的法律问题。他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引用一位美国法学家的话说，一位不懂得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法学家，可能是反人民的。我深以为然，举个例子来说，对于某一案件的发生，刑法学家或者诉讼法学家，往往会从实体上如何认定犯罪构成或者程序正义上认为案件应当如何处理，并认为自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是从制度上考虑问题。但是，有时有的个案是如此复杂，其背后的复杂干扰因素超出我们的想像，法学家的在法律上分析只能说在抽去这些干扰因素下才能成立，如果法学家不懂这些，不顾具体情形下发表观点，那就是在误导民众，完全忽视了个案正义和社会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