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经济改革事业是从农村开始的，二十多年以前一些有胆有识的人冒着风险开始了土地承包制，这一举措冲破了农业合作化以来吃大锅饭的被动局面，使被束缚的农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从此中国的农村虽不曾走向真正的富足，倒也吃穿不愁。可惜最初承包制倡导者们，勇敢的动机只是盼望得到吃饱穿暖，在建立承包制度的时候，未曾考虑过将要面临的农村教育和农村医疗卫生，或许那时候在他们的心中，这样的事物轮不上他们思考；也许在他们看来，眼前的事情尚且不能顾及，教育与医疗只能放到以后再说。我敢肯定面对今天的现实，当初的改革家们一定十分懊悔，于是应验了一句老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我们的医疗改革事业是从城市着手进入的，十多年以前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冒着风险开始了各种医疗卫生改革措施，使原本并不十分发达的中国医疗事业一下子走向了市场。商品经济的手段与陈旧的卫生行政体制相结合，生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没有人怀疑医疗事业的本质是救死扶伤，也没有人怀疑商人的真理是追求利润，如果把他们进行单独的衡量，救死扶伤也好、追求利润也好，原本并无过错，但是如果把这二者嫁接在一起，则必然产生一种冲突，正是这种冲突困惑着我们的医疗改革事业，并且渐渐地走入了无法自我解脱的怪圈。设计者最先想到的是“双轨制”，人为地划分价格界线，规定超过界线的不得报销。所谓报销是一种福利手段，因为个体的情况不同报销的比例也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医院是要划分成等级的，不同等级的医院费用有所不同，制药商和药品供应商也是要分出高下的，同一药品由于厂家不同，包装有异，价格自然也就贵贱参差。加上市场经济中混杂的不良现象，红包的大小，良心的好坏，如此这般，竟如千头万绪，终于使最初的设计者不得不暗自叹息，半遮半掩地承认医疗改革事业面临困境。

　　然而几乎所有的人冷落了另外一个事实，把土地分产到户不难做到，农民伯伯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经验在分配给自己的土地上收获他们的辛勤。但是有些需要社会承担的义务，却无法划分到每个农民伯伯的户下。学校不好分，于是教育部门将大量村办教师转为正式教师，把教学设施和力量集中起来，有的千方百计向学生家长乱收费，有的挖空心思拖欠教师的工资。我的同胞们一贯信奉的真理中有一句：“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再穷不能穷了教育”，于是在忠于教育事业和善良传统的信条下，农村的教育工作尽管面临无数困境，仍然艰难的维持着，抱着希望等待着“希望”的到来。显然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就更加困难，药品无法分下去，医生难以整上来。几十年以前，农村曾经有过一大批“赤脚医生”，所谓“赤脚”是标明了农民的身份，所谓“医生”是想说这些人具备一些简单的医疗常识。如此半农半医，素质难以把握，尽管也为当时的村民提供了很多医疗的方便，但用科学的眼光审视，自然无法适应今天的新时代。于是原来活跃在村村寨寨的“赤脚医生”们，只留下个“赤脚”的身份，“医生”二字被扫荡殆尽。可惜“赤脚”的下田了，穿鞋的又不肯来，使农村的医疗事业同样陷入困境。

　　如果说在城市中有人生了病，将面临很多困难，排队挂号，交押金，求大夫，没有钱的可能看不起病或者看不好病。假如生活在农村的人生了病又会怎么样呢？他们将面临一场灾难，甚至一场灭顶之灾。即便是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也要跑到几十里甚至几百里以外的城市中求医问药，有些急症病人最终未能活着赶到医院。遇到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千方百计赶到医院又会如何。因此有不少农村重症病人甚至放弃了救治。有诗为证：“生命诚可贵，药品价更高，若为生活故，有病不敢瞧”。在农村如果家里有了病人，又是久治不愈的，那就只好全家一起脱富致贫。于是那句口号在这儿就变成了：“再苦只能苦了病人，再穷只好穷了医院。”

　　数以千万计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他们看病的问题显然是最初医疗改革的设计者所始料未及的。尽管城市里近年开设了一些私人医院，但多以高档著称，显然是为了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提供服务的。只有在城乡结合部偷偷摸摸设立的一些小诊所，才是农民工们求医问药的去处。这些所谓的小诊所又绝大部分属于没有医疗资质，没有医生证明，甚至连卫生许可证都没有的三无诊所。但是这里有价格便宜能够临时治疗一下的药品，而这些又是农民工所期待的。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年龄多在18岁至40岁之间，但是再强壮的身体也会生病，这一部分人的医疗卫生问题，似乎同样被我们冷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