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宋衡（1862—1910），初名存礼，又名宋恕，生时尊长梦燕，故小字燕生。字平子，号六斋，别号不党山人。儿童时即以好学聪颖闻名于乡，壮游时代，遍阅当世高人，深查时势之变。他目睹清帝国末期中国社会的黑暗，忧心于帝国主义铁蹄下中国人民的深痛灾难，痛恨黑暗王朝下吏治的腐败和官僚的无能与贪婪，穷读古今中外之书，探寻国家兴乱之机。曾两次上书张之洞和李鸿章，痛陈时势，以图变革。

　　宋恕著有《六字课斋卑议》、《六字课斋津谈》等书，并发表了一系列的政论和杂谈，在晚清维新变法之前，有着极大的影响。19世纪90年代，他与当时维新知名人士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张謇、容闳、丁惠康、汪康年、章太炎、蔡元培等都有往来，其言行在当时大有影响[1].先生传世之作中，《六字课斋卑议》堪为代表，曾被梁任公列入《西学书目表》，俞樾则称之为“实《潜夫论》、《昌言》之流亚也”[2].其内容博大精深，上下古今中外，出入经史子集。而就其中所蕴含的维新变法思想而言，提出了行宪政，改官制、修新律、振兴工商、普及教育等等在当时堪称先进的主张。初稿一出，即被目为惊世骇俗，俞樾、王修植为写《后书》，梁启超将其列入《西学术目表》，开一时风气之先，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3].

　　正如其学生徐寿裳所说，先生“一代大哲，闳识孤怀，并世罕见其匹”，[4]“实一伟大革命之学者也”[5].孙宝瑄称他为“旷世之大儒”[6]，谭嗣同誉之为“后王师”[7]，梁启超称他为“黎洲之后一天民”[8]，蔡元培亦有对宋恕的专门评论，说他“有哲学家的资格”[9].可见，无论思想还是学术，宋恕在当时的影响力。然而，由于宋恕的著作多未刊行且流传不广（《卑议》只印刷了200本），他本人“畏弹射而不敢出版”[10]，这些，都阻碍了他发挥更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竟然一字都未提到他；钱穆的同名著作也只是在附表中记载宋恕生年。蔡元培虽然高度评价宋恕，但其中国近五十年之哲学中，也仅提到了宋恕的《六字课斋卑议》而已；只有章炳麟在其检论及文录中才算略述宋恕的学行。最终以至于一代贤哲“抱德不扬，怫郁以终，……不为世人所知。”[11]后人苏渊雷虽然“发奋著书，传先生之生平，阐大同之弘旨，复选其遗文，次为一集，籍旌前修之志，而行后起之思，”[12]书成《宋平子评传》，可是，机缘种种，先生却依然抱德不扬，不为后世所知。不仅前人著述鲜有论及，就是今人，研究者亦不为多。苏源雷以来，不仅研究的专著根本没有，就连论文也没有几篇。而其中，对宋平子民权思想的研究，就更是少之又少了。本文即是通过胡珠生先生所整理的《宋恕集》及其他一些材料，尝试对这位先哲的民权思想进行一番梳理和评论。

　　二、 民众的基本权利

　　政治权利

　　政治权利是公民时代的事情，无论是在三代的封建社会还是帝国专制制度下，臣民们都是无所谓政治权利可谈的。对于“臣民”来说，他们只有向专制者尽义务的“权利”。无论是立法权、司法权还是行政权，他们都无从参与，更不要说进行决策。帝国统治者进行立法或者决策时，也从未想到过去征求他们臣民的同意。然而，晚清时期，帝国主义的炮舰不仅打碎了清廷天朝上国的迷梦，还给老大帝国带来了全新的政治理念。虽然与日本不同，一般认为，1840年海通之后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对中国思想的冲击仍然是表面的。除少数几个在位的学者官员和一些在通商口岸处于边际地位的人物之外，西方的影响几乎没有涉及到中国的学术界[13].但是，西方思想的新鲜空气还是在潜滋暗长地解构着古老帝国长期封闭下枯井状态般的腐朽的政治有机体。按葛兆光先生的说法，1895年中日海战之前，在面对西方文明时，中国大体上都是坚持克拉克（Edward A. kracke）所说的，“在传统中求变”（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可是，之后，一切却在向着西方式的“现代”转化，出现了在“传统外求变”（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很多人开始废弃传统旧学而转向追求西洋新知[14].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宋育仁1895年前为人作序说“师外域而不害先王之政，无伤也，害先王之政，妨圣人之教，又何为哉？”[15]可是，战败之后，他自己就急切地西转了，《采风记》一开始就大谈英国的教育、取材、议会、政府、刑狱等，建议采用西方的制度[16].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洋务运动的刺激，则加剧了中国人对自己传统的怀疑。特别是到了19世纪7、80年代，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涌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如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陈炽等，伴随着他们的是“重商主义”的兴起。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主张振兴工商业，进行“商战”的同时，还将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积极介绍到中国，并主张进行设议院等改革[17].王韬是其中的佼佼者，老早就反复陈述君主与人民分权的政治制度，大为称赞西方议会政治制度的作用，希望能“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在他的一篇文章里，他比较了西方三种主要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