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市政府的如上做法，还清楚地表明在相关的活动中政府所发挥的明显而积极的作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说，它是一种由政府所主导的、由乡民们配合参与的行为，而不是乡民们自发地所从事的行为。由此所产生的乡规民约自然就有“半官方、半民间”的性质了。在当代中国，类似的举措在乡民社会中多有存在，各地所开展的“十星级文明户”评比活动及其相关“公约”，每每以政府的倡导、推动甚至一刀切的强制为前提和保障机制，从而使政府赖此方便地进入并控制乡民社会。这表明，在此种乡规民约下的乡民自治，事实上是一种政府所赐予的自治，而不是乡民根据相关自治法律自觉地从事的自治活动。

　　当然，还应说明的是，在有些地方，也存在着纯粹由乡民自己所订立的乡规民约，但这往往存在于要么家族势力极其强大，政府力量难以进入或者难以很好地进入的场合。如在福建晋江一带，以回族为主的地方所订立的乡规民约就有如上特点。要么某一乡村处地僻远，实际上形成“天高皇帝远”的情形，政府一旦进入便耗时费工、收效甚微的场合。因为在这里，公共秩序的维护要么靠强大的家族，要么靠乡民的联合。事实上，尽管此种意义的乡规民约在名称、内容等方面都采取一般乡规民约的方式表达，但其实质上更多地趋近于家族法或者习惯法，因此，并不能典型地说明我这里所讲的狭义的乡规民约。

　　和习惯法与家族法相比，乡规民约具有形式上的严谨性、范围的公开性和制定的自觉性等特征。我们知道，习惯法大体上是一种自发的乡民规则系统，它是真正意义上的“行动中的法”，它往往通过乡民们的口耳相传和行为操守而得以“公布”、贯彻和落实。而家族法尽管是家族内部的知识阶层有目的地制定的，因此，许多家族法在逻辑上是相当严谨的，但由于其效力范围只及于家族内部，所以，家族法往往具有“秘密”的、不公开的性质。但是，乡规民约一方面是乡民们在政府指导下自觉地制定的，因此就避免了自发性的可能；另一方面，在乡民社会，乡规民约一般是要公之于众的（实际情形往往是，要么公布于一个村庄的中心地带的“公报栏”上，要么刊刻于水泥或石头做的标志性建筑物上），因此，其公开性是显而易见的。重要的地方还在于：在有些地方，乡规民约不仅仅是一种宣告或摆设，它还实际地解决着乡民之间所发生的各种纠纷。在山东某市的向高村，乡民之间因为林木问题、土地问题等所发生的纠纷，每每借助乡规民约来解决-即使乡规民约的规定与国家法律的内容是明显相抵触的。

　　当代中国乡民社会中乡规民约的第四种表现形式是：官方在乡民社会的非正式经验。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是一个政府（官方）主导的社会，至于在乡民社会，就更是如此。因此，在中国乡村地区，经常会产生一些由政府所主导、但又被民众所接受的非正式经验。说其是“非正式的”，乃是因为一方面，它并没有来自官方权威的法律授权，另一方面，它往往是由地方基层政权组织倡导的结果。就其后果而言，这些非正式经验有些通过上级政府的倡导和制度性规范，成为一项正式制度，有些则仍然作为非正式经验在乡民社会中运作。

　　源自山东东明县的“148法律服务热线”和山东陵县的“乡镇司法调解中心”可以作为两个典型例证。前者是东明县司法局为了使司法行政更好地服务和作用于社会，通过设立热线电话（148热线）的方式，主要针对乡民（当然，绝不止于乡民）在面临纠纷时所遇到的种种法律难题予以解答。由于它经常能够实际地回答和解决乡民们所提出的问题，所以，颇受乡民欢迎，成为由官方所引导而产生的非正式经验，尽管它是官方的，但它主要是官方针对民间的实际情况而设立的。因此，可以将其看作推向民间的官方非正式经验。此一经验，后来通过由官方控制的媒体的大力宣传和上级政府的肯定与支持，形成了一种被相当一部分地方司法行政当局所认可的服务方式。尽管我们还没有看到通过法律的方式给这种经验以法律定位，但它的普遍推广，业已使其成为一种具有正式效力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