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法律之目的，在于实现法律之精神，然法律之精神何在？曰正义（justice）也。按法律者，乃由具体之生活经验所形成之一般形式，它负有规范一定生活秩序之任务，然此一形式规范，仅系法律之抽象分析，无法适应社会不断进步而产生之错综复杂环境之需要，其中尤以人类行为当时所不可预料之障碍（unex— pectedobstacles）为最。此一不可预料之障碍如何将之排除，而于生活秩序中得其平？罗马共和时期之法学家西塞罗（Cicero 106-43B.C.）尝言：“法律为正义，而正义之基础即在于‘自然的理性’（naturalisratio）。”是谓法律即正义，正义即道德。[1]美国法学家庞德（RoscoePoundl807—1964）更谓：“法律乃道德之一部分，亦即维持社会秩序不可少之要素。”[2]由上开二氏之名言，吾人不难求得维持人类生活秩序之最后手段，乃在于有理性之道德观念。此一道德观念，恰与法律之精神-正义，正相吻合。

　　法律之精神既然系在于追求正义，则吾人在将具体事件适用法规时，不宜忽略法律之具体化目标-亦即动的价值观念，盖无可争论地，法律仅系一种抽象的形式规定，必有其空白而不便规定者[3]立法上此一空白之目的，乃在因应社会情事变更之需要，使实定的法律能达到“法与时移”动的价值观念，而和谐社会之生活秩序。

　　二、情事变更原则之意义

　　情事变更（rebus sic stantibus）一词，依其拉丁原文之字义，乃指“情事如此发生”之意思，但英美学者则将之译为“在此情况中”（in the circumstances），[4]意指各种协议，仅于各种条件在实质上保持不变时，方有拘束力。[5]由于法制之不同，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对于情事变更原则之概念，亦有其差异。兹分别述明于次。

　　（一）“台湾地区现行法”上之意义

　　情事变更原则于台湾地区、德、日民法上，并无具体规定，而系散见于各个条文之中，于个别场合认定之。但观之“台湾地区现行民事诉讼法”第397条之规定[6]：“法律行为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之事由，致情事变更非当时所得预料，而依其原有效果显失公平者，法院应依职权公平裁量为增、减给付或变更其他原有效果之判决。前项规定，于非因法律行为发生之法律关系准用之。”吾人可知现行“债法”上所谓情事变更原则，乃法律行为成立后至履行完毕前，为法律效力发生原因之法律要件之基础或环境变更，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之事由，致发生非当事人所预期之结果，如仍使发生原有效力，显有背于诚实信用原则，应认其法律效力有相当变更之规范也（情事变更原则之一般规定，列入“民事诉讼法”中是否妥当，容后论述。）。

　　（二）英美法上之意义

　　英美法上认为情事变更原则者，乃契约成立后履行中，若遭遇有不可预料之障碍（unexpected obstacles）或新情况（new condition），致使履行困难或不利，而非双方当事人于订约时所可得知或预见者，当事人或法院所为之一种衡平措施也。[7]由是以观，必也在契约成立后履行中，始有情事变更原则之适用，盖契约成立当时，若事实状态已存在，不啻当事人情愿以当时所认定之事实状态为契约之内容，自不发生情事变更问题。又必在履行中发生不可预料之障碍或新情况，致使履行困难或不利，良以若其为当事人所可预料之障碍或新情况，则仍属当事人之心甘情愿，焉可适用情事变更原则，否则转失衡平之本旨。再者，必须不可预料之障碍或新情况与履行困难或不利问有因果关系，否则虽有情事变更，但对于履行并无困难或不利，或虽履行有困难或不利，但因个人因素如欠缺支付能力、生病或出游经商，或其他因素所造成，而与不可预料之障碍或新情况无关者，则仍无衡平之必要，应依原有债之本旨履行。此外，情事变更原则，非仅法官始有权于裁判时运用之，即当事人，于履行债务时亦有权主张适用之，盖免因诉讼程序而失情事变更原则在实体法上之价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