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法律作为人们对客观规律认识的上层建筑，同样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科学技术进步法》施行8年来，地（市）、县（区）科委在贯彻实施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法律实效和法律效果不太明显，普遍反映有四难。

　　一是和党的方针政策结合难。本来，法律以政策为指导，政策依靠法律贯彻实施，而《科学技术进步法》没有把适应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党的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技进步的动力作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科技体制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造成了事实上的法律和政策的脱节。这就带来了宣传贯彻科技法律和党的科技方针政策的矛盾：宣传《科学技术进步法》时没有科教兴国、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等内容；宣传党的科技方针政策时不能从法律角度强制人们去执行；尤其是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拿不出法律依据很不利于党的科技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江泽民总书记在《大力加强科技法制建设》中关于“把国家的重大科技政策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可以大大推进科技进步。”的指示，指出了当前科技法制建设的首要任务，引起了基层科委的强烈共鸣，迫切希望有关部门加快科技立法步伐。

　　二是具体执行操作难。首先是谁来操作不落实。对于基层，《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只提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基层科委作为事实上的当地政府科技管理的职能部门，在《科学技术进步法》中没有提到 ，亦没有规定其职责。科技行政主体是贯彻实施《科学技术进步法》的组织保证。基层科委没有被法律赋予科技行政主体的资格，其负面作用是相当大的。山西省之所以发生撤消县（市）科委的问题，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不明确规定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这在其他部门的行政法中是不存在的，惟独《科学技术进步法》是个例外。这不仅使 基层科委感到委屈，而且难以 开展工作。

　　其次是如何操作不明确。法律后果是任何法律规则（法律规范）都不可缺少的要素，《科学技术进步法》也不例外，不仅要有肯定式的法律后果，而且要有否定式的法律后果，即违法后果。由于违法的 后果是规定人们违反法律所应承担法律责任的后果，故其必须在立法上予以明文规定。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行为模式，尤其是应为模式和勿为模式，都应有其相应的违法后果的规定。否则，该项法律规则（法律规范）就是不完整的，是模糊不清的，最终将使人们无所适从。《科学技术进步法》从第一章至第八章设定了三十多条应为模式，而只有二条应为模式有对应的法律后果，致使众多的应为模式没有违法后果，即没有裁判规则或保护性规则。这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则（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要求，失去了作为法律的基本特点。基层科委在贯彻《科学技术进步法》时，只能倡导、引导和鼓励，对于不执行《科学技术进步法》的行为无能为力，无法操作。

　　三是组织实施协调难。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行。在对《科学技术进步法》的条文作了以上粗略的分析之后，必须检验其实施后的法律实效和法律效果，看其是否实现了立法目的，也就是说，看其是否能够解决推进科技进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众所周知，影响我国科技进步快慢的主要问题是体制不顺、投入不足、人才不稳、环境不优等。这些问题在基层表现得更为明显，而《科学技术进步法》却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单就基层科技管理体制来说，由于科技进步覆盖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科技兴工、科技兴农、科技兴贸等等，涉及经委、农委、外经委等等部门；又由于科技工作包括各种要素的投入和各个环节 的衔接，离不开财政、企业（含投资公司）、银行的资金投入，教育、人事和企业的人才投入；需要国税、地税、工商、土地、规划等部门的政策兑现和优质服务……这一切说明：社会的科技化和科技的社会化要求大科技的管理体制；在目前《科学技术进步法》没有理顺科技和其他部门关系的情况下，基层科委协调工作量相当大且难以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