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包括法律、法学和法制）应该是规范的、科学的。但是从古至今，从外到中，从内容到形式，从内涵到外延，法的不规范、不确定、不科学，随处可见，比比皆是。体系结构上随意搭配，标准不一，概念术语中相互交错，界限不清。诸如广义上、狭义上；实质上、形式上；积极意义上、消极意义上……使内行人困扰，外行人摸不着头脑。在学术探讨争论中也常常是概念不统一，争论无边际，“你打你的鼓，我吹我的号”。读别人的书和文章不求甚解，浅尝即止，望文生义，断章取义，自己树靶子，自己再打倒，任意批评，以讹传讹，没完没了！常使人感到所谓“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确是至理名言。争论的最终解决不是靠实践检验正误，不是依国情评判是非，而是唯古、唯外、唯书和唯上。

　　近几年出现的“商法热”和由此引发的争论，再一次使我们感受到我们法律、法学和法制建设，确实存在着多方面不确定、不规范、不科学的因素，试述之。

　　一、商法这一概念确切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是指古代商法、近代商法、还是现代商法；是指大陆法系商法，还是普通法系商法（在英美法中没有大陆法意义上的商法，甚至没有民法，也没有经济法）；在大陆法系中是指民商合一的商法，还是民商分立的商法？外国对商法的理解如此不统一，我们该唯哪一头？目前，我国多数民法界同志选择民商合一，其根据是什么？是讲科学性，还是策略性？

　　二、如果确认我国民商合一，那么，民商是一个整体概念，还是两个概念？如果是两个概念，二者有何异同，各指什么？特别是这种情况下“民”又指什么？是否仅指将盈利法人排除在外的民事主体？甚至是否仅指公民、自然人？如果说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那么商法那些制度，特别是主体制度（商个人、商合伙、商公司……）民法是否就不再包容？行为方面如把许多交易行为都视为商行为（如商事买卖行为），许多民事合同都视为商事合同……民法债的部分如合同还有多少？

　　因此，民商法合一的概念从实际上观察，也是两层皮，与民商分立并无二致。

　　三、如果认可民商分立，上述理论上的后果更会立即发生。我们的民法将矮化（缩化）为以自然人为主的公民法。试问民法界会同意和接受这一后果吗？当然不会。但为什么极力倡导民商分立的一些代表人物（多属原来的经济法界人士），民法界同志却能与之“和平共处”。对其民商分立这一足以毁掉民法根基的主张，竟然视而不见，不置一词，而且常常仍是民法界会议的座上客，亲密一家。这只能让人理解为，他们不仅是“同路人”，而且存在着“联盟关系”。倡导民商分立的同志主张“民商分立是虚”，主张“经商分离是实”（或者不客气地说主张民商分立是假，主张经商分离是真，不管这些同志主观上并无此意，但实际上是“小造反，大帮忙”）。民法在与经济法争论中最后抓着“商法”这一“重磅炸弹”，左右逢源，“打击”经济法。不论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都同样会达到给经济法以重击的目的，所以何乐而不为。而且民法同志心中也很清楚民商分立最终也不会成气侯的，再折腾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到头来仍是民法的特别法。可见，民商分立的锋芒始终和主要是对着经济法的。按佟柔教授的一贯观点，民法是商品经济的法。因此，“民”不应简单地理解为“民”，而无“商”的含义。佟老倘若仍在世，他不大可能会用“民商法”这种含混不清的概念的。

　　四、既如此，我认为我们经济法界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不是我们不容商法，不是忘掉我们作为新兴部门法受排挤的过去，去对待新冒出的“商法”（其实它不新，也从来不是真正独立的部门法），而是要看到它的出现，对将要定型的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和体系，又造成混乱和冲击。我们对商法的批评其实也是在维护着民法已经定型的科学体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