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社会分化加大，社会分层日益明显，社会成员间的贫富差距拉大，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经济上仍处于社会的较低阶层。当他们从落后狭隘的地区进入城市后，一方面面临的是灯红酒绿、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刺激起强烈的物欲；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强大竞争压力下，城市就业形势严峻，而流动人口又缺乏或缺少生存、就业的优势和能力，相应的挫折心理、相对剥夺感便得以产生。另外，在社会转型时期，金钱拜物主义的盛行，少数不法分子投机钻空，一夜暴富后肆意挥霍，给因试图摆脱贫困而来到城市的农民以强烈的示范刺激，不公平感和自卑感伴随而生，从而引起流动人口整个群体普遍的社会心理失衡。“贫困不会产生犯罪，但是因贫困而不满却会而且奇怪地足以产生犯罪。”[11]同时，因城市常住居民对流动人口的歧视和偏见，流动人口对城市和城市人口有着普遍的对抗甚至破坏心理。在流动人口存在上述心理因素的情况下，加之社会缺乏有效的管理、应对措施，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的产生也就不难理解了。

　　3.文化原因

　　长期处于城乡分割、差别明显状态下的农业剩余人口，历史地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城市社会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他们在进入城市之后，在认识上、价值观念上不能彻底的和迅速的城市化，处于强烈的文化冲突之中。一系列的矛盾和困惑，内心观念的冲突，角色转换的不适应，以及原来在农村中形成的道德作用机制在城市中的不复存在，使进城农民处于道德失范状态，导致其没有统一的协调的行为规范准则，从而感到无所适从，易于接受城市不良文化如黄色文化、流氓文化等的感染和不良行为人的诱导，走上犯罪的道路。正如国外有学者所指出的：“移民犯罪常被认为系下列原因的结果：（1）新旧文化的行为规范之间的冲突；（2）从乡村迁移到城市；（3）从组织良好的同质社会迁移到无组织的异质社会。”[12]

　　4.制度和管理的原因

　　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户籍管理制度，对市场经济所引发的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显得捉襟见肘，甚至无能为力，而新的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人口管理制度又没有建立起来。制度上的失效，造成流动人口管理基础工作难以适应人口流动的现实需要，使打击流动人口犯罪工作处于被动状态。同时，对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不到位或混乱状态，使其本应发挥的预防流动人口犯罪的功能未能体现出来，反而给一些犯罪分子产生犯罪更容易、逃避打击更轻松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其连续作案的气焰。

　　（三）“入世”与城市流动人口犯罪

　　如前文所述，“入世”将加剧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问题，“入世”后七年内每年将有近千万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行业转移，由此可知，“入世”后城市流动人口还将有较大数量的增长，而可以预见的是，城市流动人口犯罪的原因在“入世”后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某些原因还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更加突出。具体而言，“入世”对城市流动人口犯罪的影响表现为：

　　1.城市流动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城市简单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减少对城市流动人口犯罪的影响。 “入世”后向非农业行业转移的农业剩余人口将有相当一部分进入城市，在原有的流动人口数量没有减少的情况下，城市流动人口因之数量将会大为增加。而“入世”后随着国际国内竞争的加剧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城市经济对就业人口素质的要求将进一步提高，简单劳动岗位越来越少。因此，城市流动人口就业的需要和城市经济对就业人口要求之间的矛盾将会更为突出。这种矛盾的表现是：（1）随着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流动人口原来力所能及的简单劳动工作机会绝对减少。（2）流动人口数量的绝对增加，流动人口之间对就业竞争的加剧，使流动人口的就业机会相对减少。（3）随着城市常住人口就业观念的转变，原来流动人口从事较多的工作，失业的城市常住人口也将较多的涉足其中，使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就业竞争加剧。（4）大量涌入的外资对就业人口都有较高的要求，而流动人口因为素质较低，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不能满足其要求，因此，外资经济对就业的拉动基本上对流动人口就业问题没有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