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个说法是：“为什么研究行政法的女性很多，因为行政法是公法；为什么研究宪法的男性很多，因为宪法是母法”。实际上宪法既是母法，又是公法，是个巧合，宪法与行政法都是公法。

　　1998年我去台湾的时候，有台湾的学者告诉我，在60、70年代，民商法在台湾很盛行，但到了70、80年代公法变得非常热（当然现在民商法还是很热），但是公法-宪法与行政法已经发展得和私法差不多了。台湾的大法庭要审查宪法行政法争议，有十五个大法官，其中大多数都是研究公法的，也就是说它由“冷学”变成了“显学”。1999年底《法制日报》开了个座谈会，请专家们谈谈《法制日报》的宣传，应该重视那些方面的问题？我给他们提了个建议，说要抓住公法这个核心、这个环节，占领公法这个最高层，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即为什么公法现在国家会很重视呢？马克思曾经讲过：“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就是发展经济，就是发展民主。而发展经济、发展民主，都离不开公法，公法处于非常关键的地位。

　　一、 公法为何会在21世纪的中国崛起，我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经济的市场化

　　公、私法的划分是从古罗马开始的，古罗马法学家查士丁尼在《学说会纂》的前言中提出：关于罗马国家的法是公法，关于私人的法是私法，首先提出了公私法的划分。但古罗马的公法并没有发展起来，或者说发展得很不充分。而私法则发展得很充分，即所谓的“市民法”、“万民法”发展得很充分，是以后《法国民法典》直接学习的样板，直接影响了近代现代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到了资产阶级改革以后，古罗马公、私法的划分主要是影响了大陆法系国家，在英美法系国家并不承认公私法的划分（实际上也存在着公私法的问题，实际上也存在着不同的法律部门，但基于观念和传统的原因，英美法系不大承认公、私法的划分，当然也有个别学者如培根，是承认这个划分的）。

　　为什么说经济市场化会要求公法的崛起呢？美国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获奖者诺斯提出一个“诺斯悖论”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但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类典型的例子是很多的，比如在中国古代有许多所谓的盛世，有清朝的“康乾盛世”、有唐朝的“贞观之治”有汉朝的“文景之治”，当然这其中最兴盛的是清朝的“康乾盛世”，其时间是1750年，当时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点世界的33%，人口有4亿（当时欧洲只有几千万人口），我们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但到了1949年，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0.3%，这200年间降了100倍，这200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中国衰退的这么厉害？那就是腐败的制度，腐败的封建制度，扼杀了资本主义的产生，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去年是1万1千多亿美元，今年大概是1万2千多亿美元，美国是10万亿美元，世界的总GDP，大约是30万亿美元，我们现在占百分之几点几。“十六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要翻两番，即要达到接近5万亿美元，再提出到2040年再翻两番，如果按7%增长速度，到2040年可能达到20万亿美元。那美国又怎么增长呢？美国的增长速度一般认为20年翻0.5番，到2020年是15万亿，到2040年大概是22万亿。如果按照这一速度，到2040年我国的GDP总值将与美国的比较接近，当然这只是一种算法。

　　在“康乾盛世”我们很强大，但由于权力不受制约，中国封建社会就在治乱当中生存。一个年代刚开始很兴盛，励精图治，把土地分给农民，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但过了一段时间，权力不受制约就腐败，土地兼并、民不聊生，最后导致农民起义。明朝的时候郑和下西洋，舰海业非常发达，李光耀讲郑和下西洋已到了好望角，去年美国一位教授研究了郑和舰海日志，认为郑和下西洋已到达了北美和南非。但到了明朝中期，我们全国封海，把船全部销毁，到了康熙时期虽然有所恢复，但仍然闭关锁国，明朝修长城修得就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