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成绩与问题并存，二是有利条件与困难并存，中央拥护、人民支持、经济发展、国际潮流，这都是有利条件，贫穷是不可能实现法治的，“仓廪实而后知荣辱”啊！最近看了一个材料，很有感触，说拿破仑侵略俄国，五十万大军非常厉害，本来认为没有问题，但结果是一塌糊涂，什么问题呢？拿破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在兵临莫斯科城下时，他以会俄罗斯会投降，会与他签订城下之盟，就一直在等。俄罗斯人很狡猾，他把莫斯科变成一座空城，人都撤走了，根本留不下任何东西，等拿破仑醒过来的时候，冬天已经逼近，没有过冬的衣服、没有粮食，最后撤退了。大雪封路，整个军队一败涂地，不是被打败的，是被冬天、被没有东西吃、被没衣服穿打败的，开始人吃马，后来人吃人，那么有秩序的军队没得无秩序，所以说贫穷不可能实现法治，必须要经济富强，这是有利条件。但困难也很多，最主要的还是观念问题，有人讲精英层学会了如何规避法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一个社会如果违法能获得重大的好处，谁还会守法呢？所以我们要厉行法治，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司法。

　　第三个是把法治作为价值目标与将法治作为实用工具并存，我们讲法治首先是个价值目标，他首先不是实用工具，但我们的领导，即使是很重视法治的，也只把它当作实用工具，好用的就用，不好用的就不用。有人讲是“说越来重要，做起来不要”，有句话说“经常的事情突击做，突出的事经常做”，比如打假是经常的事情却突击做，社会治安也是运动式的执法，都是实用工具主义。

　　第四个是法治的动力与阻力并存，既有动力也有阻力，有的地方认为搞法治，地方经济吃亏，“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有的地方说扫黄打非的，什么都没有了，经济便受影响了，这在早期是有道理的，比如温州先走私、后造假，这样发展起来了，沿海有很多这样的。八十年代讲温州的鞋，有的讲穿一周，有的讲穿一天，后来只能穿着走过一条街，有个经典笑话说浙江省长出国，一个喷嚏把温州产的皮带打断了，提着裤子去买皮带。现在看来，一个地方法治环境不好，经济上就没有后劲，比如厦门远华案，广东汕头假税案，导致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根本不敢与它做生意，不敢要它的发票，还有些地方也是这样，有人讲“全国都在假冒骗，中心就在驻马店”。

　　第五个叫紧迫性与长期性并存，法治很紧迫，加入WTO之后就更重要了，但又是长期性的，有人讲要换几代人，列宁讲了“千百万人的习惯是最可怕的”，行为习惯、观念很难改变，但应当说我们的观念改变起来也是很快的，这二十多年来变化很快，所以要有信心。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依法治国面临着深层次的矛盾，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讲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的动力不一致，甚至相矛盾、相冲突。国家法治动力比较强，但地方法治、部门法治动力不强，领导人重视就做一下，领导人不重视就不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

　　第二个矛盾，法治需要量全方位的推动，现在主要依靠地方局部摸索法治道路。我们讲政法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经济改革有自发的动因，1976年安徽凤阳小岗村为什么冒着杀头的危险把土地产包出去？因为不这样就没饭吃，要饿死，所以有自发的动因，从凤阳到安徽，从安徽到全国，从农村到城市。但政治体制改革光靠自发是不行的，要靠自觉，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注入动力。当第三代领导集体做出转变时面临着重大的困难，面临更大的挫折，受到更大深刻的教训，历史已经证明如果1956年确立“八大”路线，如果一直二十年不变，中国可能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为什么做不到呢？权力没有制约，毛泽东同志最后注意力转变了，没法制约，所以小平同志讲，对于“文革”那种局面客观上没法解决的错误，只以靠自然规律等到毛泽东逝世才能解决，所以教训很深刻。比如康乾盛世时，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可能今天比美国、英国都不不在话下，但历史不是这么发展的，所以我们讲依法治国是对权力的剥夺，是对既得利益的剥夺，非常困难，仅靠自发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