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深层矛盾是依法治国的长期性、渐进程与急功近利的矛盾，我们为官一方，造福一方就是五年，经济上不去不仅升不成，官都当不成，法治是软的，看不见摸不着，所以他们不太在意。

　　第四个矛盾是法治需要整体性动，需要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单向促进、菱形治理之间的矛盾。我们经常，普法现在正进行“四五”普法，好几亿人参与，功效不大！懂法的人越来越多，但懂法的越来越多，违法的也越来越多，当然这里面有客观性，因为法越来越多，市场经济法越来越复杂，所以违法的也多。有更深的原因，为什么懂法的人不法？比如老百姓到法庭打官司，第一次战战兢兢，打完了以后对法庭的敬仰荡然无存-有些夸张了-但事实上他们知道靠关系、靠钱就能打赢官司，从此不再相信法院，尽管你讲得天花乱坠，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他觉得你讲的没有用，找到关系就可以打赢官司了，所以一百次普法不如一次公正的执法。英国思想家培根讲，一次不公正的裁决比数次违法为害更烈，因为不公正的执法败坏了水源，水整个就坏了，违法只败坏了水流，所以司法的公信力受到严重损害，一个社会就没有良心，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门槛就没有了。固然第一方面的治理很重要，比如社会治安、打假，普法很重要，但整体性推进更重要，它是个经常性、持续性的事情，立法要规范、司法要公正、执法要严格、老百姓都要守法，还要普法。

　　这是四个深层次的矛盾，更进一步讲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矛盾：

　　比如法治与党的领导的矛盾。两者应当没有矛盾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就是把依法治国变成我党主要的执政方式，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我党的执政目标，但现实中这是有矛盾的，一个县委书记讲的话就是法，这种现象还是比较多的。再比如法治与改革开放的矛盾，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要求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但法治要求确立现有制度的权威，否则法律没有稳定性、权威性怎么办，这就需要改革与法治之间有个空间，有试验的空间，在任何重大的改革措施出台以前，一面要尽量有权力机关的授权，第二个要在局部试点，比如深圳、比如浦东，大规模推广需要立法手段，这样既保持改革的推进，又保持法治的权威性，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讲法治的道路，对于我们国家实现法治的道路也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法治要全盘西化，“水”治的法治是西方的观点，我们国家没有“水”治，只有“刀”制，要全盘引进西方的；另一种讲法治是上层建筑，它有阶级性，我们要搞中国特色，要全盘本土化，我们讲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对的，我个人认为，法治要将法治规律和特定国情相结合。

　　“法治规律”是我创造的名词，我经常讲课来鼓吹这个事情，我讲经济发展有规律，法治也有规律，其实比较简单，并不复杂，就是任何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都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制订良法，都要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都要依法治理国家的政治事务、经济事务、社会事务，这就是法治规律。那么什么叫具体国情，我们都知道，是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水平、经济发展状况、它的政治制度。

　　我们讲为什么要把法治的普通规律与国家的具体国情结合？我们说法就是规范人的行为的，特定国家的人去遵守法律，不以这个国家人民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制定规范怎么能实现法治呢？那只是法学家的空中楼阁，那只是政治家的海市蜃楼，所以一定要结合社会实践，我们讲世界各国的法治都是这样的。英国第一个实现法治，在16、17世纪的时候，为什么英国光荣革命能不流血地实现法治呢？因为英国中世纪就有法治传统、有分权传统，英国在13世纪就有大宪章限制国王权力，以后有人权法案、有人权传统，到那时国王就能接受这个事情，君主立宪、议会内阁就能够实行，到现在英国首相由执政党产生都没有成文宪法的规定，当作惯例来实施，但法治接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