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区矫正的五种对象中，暂予监外执行被纳入其中,让人对它的合适性有些疑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14条、<<监狱法>>的第17条、第25条有关规定，暂予监外执行主要是针对三种情形：一是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二是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三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当这种情况下的罪犯暂予监外执行没有社会危险性时，且所判刑种符合法定要求，又不属于自伤自残情形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为什么要把监外执行罪犯作为社区矫正的对象?能够说得上的唯一理由只能是因为这时的罪犯不在监狱，而是走进了社会。但一般认为，这类罪犯走进社会，只具有形式意义，他们应当被视作在监狱服刑，他们的罪行可能比较严重，他们的悔改表现不一定就好，监外执行关没有强调对他们的悔改表现的要求。让他们走进社会，也是监狱的无可奈何。用社区矫正这种轻缓的刑罚执行方式来矫正他们的恶习，无法让人认同它的适当性。因为社区矫正虽然指向着非监禁刑罚对象，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是所有的非监禁刑罚对象都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社区矫正不能含括非监禁刑。只有能够适用社区矫正、并且能够获得矫正成效的罪犯才可以被社区矫正。监外执行是一种暂时性变更刑罚执行方式的举措，从实际运用看，主要是保外就医，而其他两种情形被不少学者认为是法律虚置，也就是说，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多数是因严重疾病而保外就医，这使得社区矫正在这部分人身上的作用是不方便的、有限的、暂时的，搞不好还会与监禁改造发生冲突，导致罪犯日后的无所适从。比较而言，社区矫正的重点应当在于矫正，而暂予监外执行目前迫切需要的是严格到位的管理。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笔者不认为他们可以成为社区矫正的对象，并不是说就可以放任他们，由于他们中的不少人可能是重刑犯，而确有悔改的表现尚未具有，因此，应当加强对他们的监管。对于他们的人身自由，尽管无法像在监狱那样完全剥夺，但也应当和社区矫正中限制被矫正人的人身自由有所区别，对他们的人身自由的限制在程度上应当有所加重。

　　第三、关于将“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纳入社区矫正对象易于引发的矛盾。被剥夺政治权利属于附加刑，可以单处或附加适用。单处时，适用的对象是罪行轻微的罪犯，附加适用时，涉及的罪行往往较重，或是刑法有明文规定必须剥夺政治权利的罪名。不论哪种情况，除非死刑，否则罪犯最终都要回到社会。由此产生的与社区矫正相联系的问题是这些服监禁刑的罪犯，刑满回到社会后，他们被剥夺的政治权利的期限正式开始起算，在这样一个监禁刑罚期限已满、刑罚尚未完全执行完毕的情况下，是否要对这部分刑释人员进行社区矫正?如果对他们进行社区矫正，则他们已经是刑满释放人员，他们的矫正改造期限已经到期，任何的矫正改造对他们而言，都已经不再是必须，那么凭什么要求接受社区矫正?又凭什么保证他们能够自觉接受与服从并参与社区矫正呢?假如不对他们实施社区矫正，他们又正好符合“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服刑”，他们已经结束的是监禁刑期，剥夺政治权利的非监禁刑期只是开始或没有结束。如此看来，对这种类型的罪犯是适用社区矫正或不适用社区矫正都难取舍。笔者觉得，本着“不是所有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都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认识，对刑满释放后开始剥夺政治权利刑期的罪犯，不必再进行社区矫正。刑满释放意味着刑罚改造的结束，不论是监禁刑罚改造还是非监禁刑罚改造，都应当视为结束。因此，这类罪犯不能被纳入社区矫正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