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司法公正的双重内涵

　　司法，是国家权力通过法律适用形式在社会纠纷解决领域进行的活动，是国家“为当事人双方提供不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法”。[1]在法制社会中，司法被视为救治社会冲突的最终、最彻底方式，社会成员间的任何冲突在其他方式难以解决的情形下均可诉诸法院通过司法审判裁决。合法的裁决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具有显著的强制性。“司法最终解决”的原则，要求司法必须是公正的。司法制度或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任何社会冲突，都包含着对某一社会公正原则的扭曲，因此，矫正这种现象必须有公正的意识、公正的评价和公正的力量”。[2]普鲁士国王弗里得里克二世在历史上虽然不是一个尊重法律的典范，但他也曾说过，“如果非正义找到了扰乱事务的手段，那么正义就应当有排除这种扰乱的艺术。”[3]从诉讼主体的角度看，任何冲突的主体都必然在形式上强调自身行为和要求的正当性，对这种对立的“正当”作出裁判，必须有真正公正的标准。因此，司法公正，实质上有两层涵义：一是程序公正，二是实体公正。

　　在适用法律解决社会冲突的活动中，司法程序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司法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历史表明，司法程序模式的内容及其公正与否，与法律的实施效果密切相关。然而，程序公正又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具有相对性，不同时期或不同阶级对程序公正有不同理解和要求。西方学者认为，程序公正主要包含如下两层意思；一是法官不能自己审理自己，不能审理与自己利益有关系的案件，法官应该是公正无私的：二是应该平等地通知当事人各方，让他们准备陈述或答辩，允许被告为自己辩护，给当事人以同等机会和权利接受司法。[4]有的法学家则把程序公正概括为；法院公开司法：当事人有权聘请律师；原告负举证责任；陪审团参加裁定，判决书要写判决理由；判决公开，当事人有上诉权利：控制可能发生的藐视法庭的行为，等等。一般来说，不公正的程序是难以实现实体公正的，因此，程序本身是否公正是当事人、执法者以及社会主体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认为，程序公正，即在整个司法过程中公正地对待作为当事人的冲突主体，保证冲突主体能足够和充分地表述自己的愿望、主张和请求的手段及其行为的空间。从司法程序的历史演进过程考察，程序正的含义包括下述几方面：

　　（一）程序的独立性。程序的独立性是指诉讼程序的开启和运作应当以实现法律目的为依归，免受其他法外程序的干扰和影响。法官在审判中，只服从法律，不受其他国家机构及其官员的干预。程序独立性是程序公正的首要保障，它使程序具备了自身的理性，从而可以对抗其他国家机构的法外干涉。

　　（二）程序的民主性。程序的民主性是程序公正的要义，它包括；程序设置是否以大多数人利益为重，是否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程序设置是否便利大多数人；程序能否体现和保障公民权益在实体上的实现：程序性义务是否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负担；等等。古代专制社会的程序法是树立君主专制个人淫威的工具，与民主无缘。民主的程序法生成于民主政体和社会之中。

　　（三）程序的控权性。程序的目的和功能之一是制约权力的运行。权力失控将导致不公正，因此，程序公正要求法官的行为不应当是反复无常或专横武断的。现代程序法与古代程序法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前者可以通过法定时限、时序、原则和制度来制约权力行为，防止法官主观臆断和偏听偏信。“诉讼程序，一般来说，不过是法律对于法官弱点和私欲所采取的预防措施而巳。”

　　（四）程序的平等性。古代程序法确认公开的程序特权，不同身份的人在诉讼程序中的地位是有别的。现代程序法坚持诉讼双方“无差别对待”的平等原则。程序的平等性主要指法官是中立者，与当事人或案件本身无利害关系；冲突和纠纷的双方有平等陈述意见的机会；双方所举的证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