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五大提出司法改革的目标之后，关于司法改革的理论探讨空前活跃，对于我国的司法权结构和司法体制问题的探讨成为司法改革理论争鸣的重要问题，在这一探讨过程中，首要的和不可回避的是检察制度改革问题。正如很多学者所坦言的，“检察制度改革是我国司法改革中最重要、最棘手、最困难的一块”，[1]“中国司法机构之间权力重新配置的核心问题是重新审视检察机关的职能和功能，检讨并真正解决检察机关的职能与法治国家司法技术的一般机制之间的协调性”。[2]从讨论的情况看，对于现行检察制度以公诉权、侦查权、监督权和司法解释权为基本内容的检察权配置模式，除了公诉权外，其它权力的配置都有学者提出质疑[3].其中，在刑事司法领域涉及检、法关系的问题上，提出了“法院中心论”、“检察官当事人化”、“取削（或弱化）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等学术主张。对于这些学术观点的评价，不是本文的趣旨。但是，透过检法冲突的现象，对于司法改革话语下检法关系的走向，如果说可以作一主观展望的话，笔者还是相当确信其中有些学术主张可能成为现实，比如，法院中心论，检察官当事人化，改革检察机关审判监督职能等。

　　一、法院中心化

　　在检法关系的走向上，法院确立中心地位将会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检法关系的主要内容表现为控审关系，检察院行使控诉权，法院行使审判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法院中心化”只不过是法院在控审关系中所处地位、作用的另一种表达。检法关系中凸现法院的中心地位，首先是由诉讼的基本特点、规律所决定的。诉讼是由控、辩、审三方构成的三角结构，审判方超越控、辩方踞于结构顶端，从整体和程序上对诉讼过程具有权威性作用和决定性影响。从实体方面上看，审判方对案件实体的裁决，最终决定起诉和辩护的命运，控方的指控必须通过审判认可，其目的才能实现。从程序上看，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具有诉讼指挥作用，而且审判方对整个诉讼过程能够发挥影响，包括评判侦控方和辩护方的诉讼活动从而规范双方的行为。[4]

　　检法关系中法院中心地位的确立，也是由检察权行使方式和特点所决定的。基于检法互动关系中的检察权，在刑事审判中表现为公诉权和审判监督权两种权力，在民事、行政审判中表现为单一的审判监督权。从公诉权的性质上看，它是一种控诉请求权，对法院只具有程序性制约作用而没有实体性制约作用，比如未经指控，法院不得启动审判程序，法院也不得超越指控的事实进行审判。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同样也是一种程序启动的请求权：检察院发现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是请求法院启动纠错程序以及启动对审判人员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程序；检察院认为法院的裁判确有错误向法院提出抗诉，是请求法院启动复审（包指二审和再审）程序。因此，不论是公诉权还是审判监督权，检察机关行使的都是请求权，这种请求权相对于法院的裁决权（确认权、决定权）而言，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因而，检法关系中确立法院的中心地位，是检、法两种权力的不同属性使然。

　　二、检察官当事人化

　　1996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某些特点，确立了控辩式的庭审模式，控审分离、控辩平等的诉讼基本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和强化。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新刑诉法对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方式作了重大修改，检察机关对庭审活动的法律监督只能采取庭后监督的方式而不能当庭监督。[5]原刑诉法第112第2款规定：“出庭的检察人员发现审判活动有违法情况，有权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新刑诉法删除了这一款的规定，而将有关检察监督的规定放在公诉案件第一审程序这一节中的最后，即新增的第169条：“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立法上的这一修改，表明立法者已经充分认识到检察官身兼控诉职能与监督职能的角色冲突。确立事后监督原则，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检、法庭上直接冲突，更重要的是，它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身份和当事人身份进行区分，凸显了检察机关的当事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