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程序的特征在于能够把无限丰富多样的具体情境和状况还原到若干“要件—效果”的框架中并给以同等的简单处理 ，而程序操作者的道德水平、素质能力等因人而异、千差万别的因素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被转化为法律的技术性问题。正是通过这样的转化过程 ，法律程序面对极为复杂的社会现实能够发挥缩减其复杂性的功能。但是 ，说服教育原则及其针对“执行难”现象的运用 ，却往往意味着又使强制执行程序处理问题的模式在相当的程度上从“要件—效果”回到“伦理、素质、技巧”上去。与此相应 ，我们对执行工作现状的把握也难以从“合法 （合乎程序 ）—违法 （违反程序 ）”的角度来判断 ，而不得不使用类似于“模范事例—坏人坏事”这样的判断标准。从这样的理论视角来看 ，说服教育原则的深层问题并不在于缓解了“执行难”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某些弊病 ，而在于降低了强制执行制度的透明度和专门性 ，从而使法的或程序性的判断基准于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向道德性判断基准的位移。这就是说服教育在解决“执行难”过程中面临的困境 ，也可以说反映了我国法制建设的深层症结之一。由此看来 ，尽管目前条件下我国强制执行制度或许还不能缺少这项原则 ，在今后的发展方向上则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其内在的问题和矛盾。

　　五、结　　语

　　以上的讨论表明 ，从“执行难”的角度来看 ，说服教育与强制相结合的原则同样扩大了强制执行程序的容量 ，有助于这一制度在市场相对地缺乏秩序、地方保护主义泛滥以及应付这些问题的其他制度供应不足等复杂困难的局面下依然保持运转 ；但该原则同时也给强制执行制度带来了内在的扭曲和变形 ，并使我国法制建设深层结构上的矛盾和问题得到再生产。这样的局面并不是短时期内就能得到根本改观的。在我国转型期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下 ，强制执行制度以及相关的其他制度在适合国情并改变国情的前提下逐渐地完善和健全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