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在一九五七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是根据一九五四年我国宪法第一百条之规定制定的。其出发点是立足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一些犯有轻微违法行为，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与一部分游手好闲，违反法规，不务正业，但有劳动力的人进行劳动教养，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但时隔多年，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已有了很大变化。随着《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及公安机关有关条例相继出台，劳动教养制度也有了较大演变，收教重点已转向补充处罚一些犯有违法行为尚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也就是衔接《决定》前部分内容并填补《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之间的真空地带，但有关内容仍无法适应已迈入的新世纪法治社会之需要。

　　为此，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改革是我国实行依法治国战略方针所必需的。试想，我国的宪法尚能根据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之需要适时作出修改。何况劳教条例只是行政性法规，更应考虑社会现实和形势发展的不断需要，及时作出修改，以适应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的前进步伐。

　　首先从1957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问题》处罚范围来看，“除有盗窃、诈骗、流氓等行为及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罪行轻微，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外，还包括那些不务正业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碍公共秩序的，不服从工作分配和就业转业安置的，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碍公务，屡教不改的人都可送劳动教养。劳动教养即是强制性进行劳动改造的处罚措施，也是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

　　然而，按照上述后部分内容，似乎已不适合当前中国正在实行的在市场经济推动下劳动用工制度。因为当今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已有双向权利，劳动者可自由选择单位，反过来用人单位也可择优录取。那种在计划经济下，仅靠分配途径进行劳动生产的方式早被淘汰。今天的大中专毕业生都要依靠自己的实力和才华才能竞争到效益好的单位和岗位，有能力和素质高的人才肯定要选择好的职业，那种认为不适合自已发挥才能而不服从工作分配和转业安置的行为，充其量只不过是人才流动，另谋高就吧！决不至于要受到劳动教养的处罚？反过来，现在大部分国企进行深化改革，劳动力本身就有剩余，大量工人下岗待业，不能说是他们不服从工作分配吧！下岗再就业已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说在今天，因为不服从工作安排和转业安置的而要送去劳动教养，那么，对那些因管理不善，而导致企业倒闭，大量工人下岗失去劳动权利的经营者来说，又该如何处理呢？

　　其次，现行的劳动教养法律规定，对可收容劳动教养执法依据，似乎定义不够准确，概念模糊，条款内容缺乏严密性不充分，实际操作中弹性较大，最后往往由行政首长说了算，有以言代法的橡皮筋之嫌，许多劳动教养案件往往经不起复议和诉讼。一旦被撤销又要引起赔偿的责任，这也是近年来国家赔偿费用逐年上升的主要原因吧！众所周知，进行收容劳动教养，讲起来是受到比刑事处罚低一级的行政处罚，但劳动教养带有强制性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人身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讲，老百姓都认为是“吃官司”。因此，有必要对劳教处罚条款解释作一个严肃的法律规定。如根据现行《刑法》的内容，比照制定相应的条款来处罚那些自己有轻微违法行为，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人，这样，既可达到惩罚具有轻微违法行为的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又可依法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体现司法制度的公正廉明，把劳动教养制度纳入法制轨道。

　　再者，劳动教养制度对公安机关打击违法行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起到很大作用，但反过来，过分依赖劳教手段，认为一些犯罪分子已受到劳动教养处罚，便放弃了对案件的深入侦查、取证，使本应受到刑事处罚的犯罪分子降格处理，这无疑是在放纵犯罪。此外，由于公安机关内部对完成打击指标的考核机制不够完善，把捕教率作为一个档次来考核，形成了一些民警在侦破案件中，遇到棘手问题，侦破一时无进展，证据收集不充分，时间又受到限制时，往往有厌战情绪的状况。试想，要完成一个逮捕程序，在事实与证据方面，往往受到检察院的监督和制约，而完成一个劳教指标则宽松多了。逮捕不够条件的，该深挖的也不深挖了，草草了事，转向收容劳动教养，同样可完成考核打击指标，这样长期下去，无疑一方面对打击刑事犯罪显得苍白无力，另一方面公安民警在疑难案件的侦破上提不高办案水平。更何况，劳动教养对象的社会危害性远远不及刑事犯罪分子，但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却是无形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