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一篇关于陪审制的小文里，与朋友们讨论了一下陪审制的长处与不足。由于篇幅限制，总觉得意犹未尽。其实，陪审制度还有一个重要的长处-解决法官的“难处”。

　　这不大好理解。提起法官，你可能会联想起古朴庄重的大厦，肃穆威严的法庭，头顶国徽、肩扛天平的他们常常不苟言笑地端坐台上，似乎总是说一不二，从容不迫地决定别人的生杀予夺。他们的难处缘何而来呢？

　　其实，即使一个法官可以完全不受干扰地本着一颗公正之心独立办案；享有优厚的待遇可以安心办案，拥有足够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胜任办案，在其职业生涯中，也总会遇到很多案子“难以下判又不得不判”的情况。这个时候，他必然会承受别人难以想象的法律和道德压力。个中苦衷，不足与外人道也。一句话，难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打官司不外乎弄清案子的来龙去脉，然后根据法律的规定确定事情的是非曲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那么，且不说法律不可能包罗万象，总会有一些情况来不及规定或者规定的不明确。即便法律方面没有问题，要弄清案子的来龙去脉也不是件容易事。因为事情闹到法庭上的时候总是离实际发生已过去了一段时间，所谓审理，充其量只是对以前发生的“事实”进行“再现”。“再现”的手段是证据。原告、被告及其律师总是千方百计地让法官相信自己“再现”的情形是“事实”，起码比他们的对手更接近“事实”。问题就出在这儿，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可能双方都拿不出证据，也有可能双方的证据都不足以让人相信“再现”的就是“事实”，更有可能双方都有证据，但势均力敌，难以区分哪一方“再现”的更接近“事实”。尤其重要的是，“再现”的过程必须有个时间限制，因为案子不可能不计成本地久拖不决。总之，在很多情况下，案子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审理，来龙去脉最终还是难以彻底查清。如果这未查清的部分是主要的，关键性的，那么摆在法官面前的就是前面所讲的“难以下判又不得不判”的尴尬局面，他们常常不能确信自己作出的判断是否公平合理。

　　要解决这一难处，法官一般利用举证责任规则，就是由法官根据当事人的说法，对争论的需要证明的事实进行梳理分类，预先将这些事实不能被“再现”（证明）的败诉风险在当事人之间分配，然后给各方充分、平等的机会去“再现”，最终，谁证明不了，就视谁讲的不是事实，判谁败诉。这个办法大致公平合理，简便易行，但是也不是十全十美，因为如何预先以公平合理的标准分配这种风险向来争论不休，而且，也容易造成有钱人请得起优秀的律师，花费足够的调查费用，最终比穷人更易赢得官司的现象。

　　洋人们还有走得更远的解决方法。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所说的陪审制度。他们把法官的“难处”交给从普通公民中选拔出来的陪审团去解决，特别是在刑事案件中，一旦发现有出现“难处”可能的时候，就让陪审团去投票解决案件的事实问题，而法官仅解决适用法律问题。如果陪审团认为有犯罪事实，法官只管量刑；如果陪审团说不能认定犯罪事实，法官就管放人。靠这种办法合法地推脱了法官们过于沉重的法律和道德责任，以维护法官及其象征的法律的权威，从而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因为在容易犯难的地方出了错，要怪罪的话你只能怪罪陪审员，与法官无关，而恰恰这些陪审员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民众，老百姓往往更能从心理上认同他们的判断，宽容他们的过失-因为换了自己也可能与他们作出一样的判断。

　　至此，有必要为咱中国的法官说句公道话。目前人民陪审员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的落实，而且我们也不是彻底按举证责任规则来的，特殊情况下，法官还有义务去帮当事人弄清事实。因此中国的法官“不得不判又难以下判”的“难处”依然很多。老百姓尽管去监督法官是不是收了人家的钱，有没有与当事人下馆子，上歌厅。但涉及到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时，责怪之前请先掂量一下。可能你是个诚实的良民，讲得句句是真，有满肚子委屈，但是你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即使法官本人从心理上也相信你冤情是实，但他还是只能判你输了官司。这时候你最好心平气和地接受判决，提醒自己下次接受教训。如果你此时怪罪法官，可能怪罪的恰恰是一个正直的、公正的、职业的法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