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两名律师因为办理刑事案件时一直未能会见到当事人，将公安机关告上法院。法院认为，按照法律规定，律师有权会见嫌疑人，有关机构也应给予配合，在律师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过程中，律师与公安机关是平等主体，不属于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关系，因此本案不属于行政案件。因此，一审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南方都市报》6月25日）

　　要将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公安机关未能安排及时会见到当事人作为行政诉讼案件，从现行的法律规定看来，的确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而应当是司法行为，但司法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两名律师的正当权利，恐怕不能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来解决。

　　那么，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权利如何得以保护呢？笔者注意到，判决该案的法官认为，本案中两名律师难以实现会见权，应该向检察机关反映，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适当。然而，我们要问的是，向检察机关反映能有效维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权利吗？

　　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尽管法律规定了检察机关有权对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的行为进行法律监督，但是除了对涉嫌职务犯罪的行为进行立案侦查以外，其他的监督措施是软性的，一般只能提出检察建议，是否纠正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公安机关自身的自觉。更为重要的是检察机关作为控方，基于打击犯罪的使命和追求诉讼胜利的内在冲动，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护作为对手的律师的权利，值得让人怀疑。

　　但是，笔者也不主张公安机关未能安排及时会见到当事人等在刑事诉讼中的行为在法律中规定为行政诉讼案件，列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为，行政诉讼毕竟只是事后的监督，相对于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权利保护的迫切性来说， 是远远不够的。也许诉讼下来，律师赢了，但律师及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受到的侵害却难以弥补，律师提起诉讼目的因此根本就无法实现。

　　理想的制度设计应当是让中立的法官及时介入刑事审判前的有关程序中，负责受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从刑事案件的立案后到判决生效前整个阶段中对于犯罪嫌疑人及律师的权利的侵害。只要律师有证据证明其权利受到侵害向法院提出保护的请求，法院经过简易程序的审理，即可作出裁定强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停止侵害行为或履行其法定的义务。

　　在刑事审判前由中立的法官及时介入刑事诉讼，以保护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权利，制约国家公权力的滥用，在西方法治国家早已是传统，并成为他们法治制度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国家的法官在刑事诉讼审判前的程序无权介入，在保护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权利和制约国家公权力的滥用上无所作为，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刑事诉讼乃至于法治建设中的一大缺陷。我们期待着此案的审理能给让立法者清醒认识到法官及时介入审前程序的重要性，及时让法律完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