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但其相对自然科学来说，又是一门准科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法学特别是司法理念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一些法律原则和法学理论都随着历史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相应的变化和调整。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是专政的工具，所处理的事务范围无非是打击敌人和调整婚姻家庭关系，在整个国家的动力结构中只是一个非常边缘化的角色，然而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却将法院推到了权力的前沿，成为社会各种矛盾的聚焦点，当行政权力不再主导经济生活的时候，当法治的合理性、正当性得到越来越深刻的认同的时候，法院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深度进入到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调整过程中，而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权力。

　　法院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便是这道防线的守门员，其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道德水准对社会正义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司法活动是专业化程度极高的专门性活动，必须要求具有高深的法学理论知识，崇高人格和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理解力的法官群体来对法律进行准确的解释和适用，进而调整其作用的社会关系。法官除应具备国家公务员的任职条件外，还应当具备其它一些特殊的职业要求，即法官的被动性和中立性。但多年来，尤其是在“法官法”施行前，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却一直被忽略了。因此，在当今的中国，建设现代法官制度，走法官职业化之路，是时代迫切要求。

　　一、法官职业化进程的困难

　　1、全局性的问题。法官职业化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几年来在最高法院的推动下，司法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只是处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状态。国家2002年确立了司法考试制度，并规定法官从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中择优选任，但至今未见出台有关的具体规定，司法考试制度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司法改革是一项全局性的宏大系统工程，它涉及宪法和法律的修改及相关部门利益的调整，法院体制创新的问题，因而最高司法机关是不能也不可能进行全局、全方位的司法改革。据互联网报道，2003年“非典”时期，中央成立了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最高司法机关积极行动，但在讨论和论证时，部分法学专家出现了一些过激和敏感的言论，以致这次极不容易起动的改革在中央层面搁浅。因此我国的司法改革是一个渐近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2、地方党政机关对法院进行行政化管理的问题。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司法独立，这种独立不仅指司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单独存在，行使独立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支撑这种机制的一套知识体系亦是独立的，它具有自身运行的理念和逻辑，具有自家独立的语言系统。而在中国当今的司法体制之下，支撑法律规定司法独立的知识体系已基本形成，但在地方党政机关首长的思维体系中，司法独立的理念没有占据应有的位置，在地方行政首长的眼中，法院只是为地方中心工作服务的工具，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政府可以强令法院违规实施破产，按照政府的意图强制实施拆迁。在地方党政首长的这种知识体系的支撑下，司法不可能展现自己独有的逻辑，造成地方政府对法院的行政化管理，司法权力地方化，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不听话的法院领导随时有受到指责的危险，不得不参加地方的招商引资和选优评差活动。在司法不能展现自己独有的逻辑的状况下，何谈司法独立和法官职业化，法官职业化只能是空想。法院在司法过程中，不能完全服从于法律。指望通过最高法院几次教育整顿便可以使法院院长及法官们秉公执行而不考虑地方领导的意志是徒劳的，这是要求他们在做超越人性的事。在法院管理行政化的体制下，法官职业化建设也就丧失了应具备的基础和条件。

　　3、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法院的地位问题。中央“十六”大提出建设法治国家的号召，而法治国家要求法院应居于社会关系调整过程的重要地位。我国的法院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相当边缘化的地位，在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要演变成法律问题，这就意味着司法权的影响力不仅及于狭义的法律领域，而应是整个政治权力格局中的重要力量，法院越来越多地对政府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对议会立法的合宪性作出判断，而我国的法院至今仍在夹缝中生存，“人财物”等重要生存环节依赖于同级党政机关，司法机关不过是地方党政机关的下属科局而已，并且不是重要的科局，这是因为法院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不会给地方行政首长的政绩添光加彩。因而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必须对法院的地位予以明确，地位明确之后，才可以引发全社会对法院地位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只有在人们认识到法院应成为整个国家政治权力格局中的重要力量之后，法官的职业化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其进程才能加快，效果才能明显。而中国的法院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处在国家权力结构的边缘地位，司法改革和法官职业化仍将处在缺少政治保证的环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