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司法制度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权益之长城，亦为衡量国力之指标，举凡民主、法治先进国家莫不以司法之良窳，作为国家现代化程度之表征，故各国恒以提升司法功能，扩大司法权之适用范围，以及戮力司法改革作为国家建设之重要鹄的。

　　台湾多年来积极以革新司法作为发展重点，在全体司法人员共同努力下，在审判独立之尊重、人权尊严之确保、司法新制之建立方面，成效斐然，对于解决当事人争议、安定法律秩序及促进法治发展上，确成效良好。（注：瘳与人：《中华民国现行司法制度》（下），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1195～1196页。）至于大陆，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中决议以“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现代化为主要政策，为谋四个现代化之实施，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因而恢复法院制度，重建检察机关、司法部，同时修正相关《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等法律，使司法制度有相当规模。近年来更提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在依法治国之总体治国方略下，强调要推进司法改革，要求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之追究制度。（注：赵秉志：〈略谈刑事司法改革的意义和原则〉，《法学家》1998年第2期。 ）所以在两岸交流频繁之今日，我们务需以宏观立场，深入探究司法制度整体之兴革和特色，以及各该司法组织、组成制度之内容优劣缺失，透过比较接触以相互借镜，促进法学交流。

　　事实上，就两岸法律结构来看，长期以来大家习惯把台湾之法律制度简称为“六法全书”或六法，换言之，也就是以六大类基本法为框架，建构法律体系，这六法包括《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行政法》，依前述六大类基本法典（《行政法》除外）为中心，而各有一整套之关系法规，如特别法、通则、规则、细则、办法以及判例、解释例等不同层次和性质之法规，组成一个严密层次分明之法规体系。（注：蔡荫恩：《法学绪论》，台北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11～12页。）大陆现行法律是以《宪法》为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在《宪法》之下有八大部门法律，即《民法》（民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经济法》、《婚姻法》、《劳动法》和《行政法》；以这八大类法典（《行政法》除外）为中心，也各建立一套法规、条例、规则、细则、办法、司法解释等不同层次之法规系统，组成严密分明之法规系统，唯大陆没有判例法。（注：程荣斌主编：《海峡两岸交往中的诉讼法律与业务》，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1页。）

　　对于各该法规系统之落实，亦即将实体法规运用于具体维护国家体制，解决当事人争议和安定社会秩序上，则有赖于司法制度之功能发挥。所以司法制度是国家司法权之运作，在《宪法》及法律规范下，就其组织及职能作体系之分工，透过司法机关和专门机构执法活动，表现确保人民权益及国家法秩序之作用。（注：郭介恒、雷万来、那思陆：《司法制度概论》，台北建华印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4～5页。）而司法制度之内容，包括司法组织制度和司法程序制度两方面，前者系关于司法机关在整个国家体制中之性质、地位，司法机关之编制、种类，以及行使职权之原则等问题之制度；后者则为司法机关依法定程序，在适用各种实体法、程序法，和处理诉讼案件或非讼事件所应遵循之某些制度，如民、刑审判制度、检察制度和调解、律师等制度。两岸在不同的司法理论基础下，致其不论在司法机关组织或者各项司法程序制度，都存在相当差异，为此本文先由分析司法制度之基本概况，继而由国际社会司法改革之潮流趋势，探索两岸司法制度未来完善之方向，以供参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