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政府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管制过多、过严，阻隔了体制外的下情上达途径。受传统整体主义法律文化及前苏联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片面地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奉行单一的社会秩序至上观。[3]公民环境维权这类的合法、合理的权利诉求在实践中往往被视为对体制的威胁，被看作是破坏和谐的“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往往采用禁止报道、“截访”等手段封锁舆论，并动用公权予以打压。此外，由于新闻媒体的不独立，在我国地方新闻媒体呈现出浓厚的“地方化”特色，事实上受制于地方政府，往往沦为吹捧地方党政官员“政绩”的工具，难以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功能。
由于社会的下情上达途径不通畅，决定了现行的体制是一个缺乏反馈、反思和自我纠错能力的机制，它使得下层的权利要求难以走到上层，地方政府在危机发生时往往出于官员“自保”的心态而封锁消息。如2007年太湖蓝藻大规模暴发导致无锡市民饮用水困难的消息即先由中央媒体而不是无锡的媒体批露的。事实上，一些地方官员可以长期包庇环境犯罪，甚至官商勾结，在当地激起“人神共怒”，却不被追究责任的一个重要原因的就在于此。
2．权力结构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第一，环保部门不独立，难以负起环境监管职责。按照我国现行的环境管理体制，环保部门是地方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直接隶属于地方政府，人、财、物均仰赖于地方。环保部门一方面要依法保护环境、履行环保行政管理职责，另一方面又要服从地方政府、“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因此，地方环保部门无法抵御来自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干预，更无法有效解决跨区域的环境问题。
第二，司法部门不独立，难以维护公众环境正义的诉求。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中，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守护者，司法的本质决定了司法独立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前提。但在我国，司法机关同样也存在着人、财、物仰赖地方的状况，实践中司法被要求为地方经济“保驾护航”。因此，在环境诉讼中，司法遭遇来自地方政府强大的阻力，难以维持环境正义乃属必然。
3．政府资源管制带来的权力寻租导致资源浪费与环境灾难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各级政府代表国家对资源进行管制。这种管制模式造成了我国资源基础性产权制度不明，产权所有者处于实际缺位的状态。由于缺乏市场的竞争，加之对权力尤其是对地方党政部门“一把手”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在资源定价方面存在过多的人为因素，结果容易造成权力寻租，致使环境资源因而陷入了无所顾忌的滥用与难以遏制的流失的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