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从立法精神和国家政策的导向入手或许能够寻找一些新的思路。事实上，国家并非禁止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而是禁止其流转用于“三种用途”之外的非农建设。立法目的主要是担心放任土地流转将会导致农村土地流失，农民的生计失去保障。因此，《土地管理法》禁止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向城市,而对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并无严格限制而且鼓励。成都市的“土地新政”愿望虽好，但毕竟太过“直线”而显得有些“冒进”。改革的措施如果公然违反法律的强制的规定，改革者压力就会越大，风险也会越大。就是说，锐意革新无论多么理直气壮，绝不能硬闯“红灯”，但可以另辟蹊径迂回于小巷。
    就集体土地流转这个问题而言，如果我们转换一下思路，突破口也许可以集中在对流转主体的控制上。这就是：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成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流转关系的先决条件。城市居民要想成为流转主体，必须先完成落户农村的身份转变。这样，土地使用权的转移是由农民到农民的闭合流动，自然也就不存在对国家法律的“顶撞”情形了。这个思路之所以说成是“逆向”，是因为大家眼睛都在盯着农村土地，想着法的与中央“对着干”，结果是“趴在玻璃上的苍蝇－看似前途光明却没有出路”，而反过头来，把市民变农民再与当地农民之间流转土地经营权却不为法律所禁止。
    那么，市民如何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呢？我们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土地政策属于国家，但户口决定权却在地方政府手里。目前有关农民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法律上没有作统一规定，但这却是现实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四川省曾经对此予以界定。《四川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2005年版）第八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常住人员，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一）本集体经济组织出生且户口未迁出的；（二）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结婚且户口迁入的；（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办理领养手续且户口已迁入的子女；（四）其他将户口依法迁入，并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农户代表的同意，接纳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但在修订后的《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办法》（2007年版）中不知何故删除了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的规定。与此同时，其他省份如山东等地仍有类似的规定存在。据查询，成都目前尚没有这方面的地方立法。为此，笔者建议充分利用成都作为省会城市的“准立法”权，尽快制订地方法规，对成都市范围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农民的定义以及身份取得方式予以规范。根据《立法法》规定，该法规提请省人大批准后即可生效。在法规制订前，成都市政府可先行作个别规定。这些规定应当包含实施范围（地震灾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界定及身份取得程序等内容。这些工作完成后，成都市可下发指导意见，规定“非转农”的基础条件。在具备基础条件后村民会议方可召开，进行表决，制作会议记录，再履行户口转移手续，从而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