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十年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当下的中国仍然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挑战，从民生到民权，从贫困到腐败，几乎各个方面都有着久治不愈的顽症。尽管解决这些难题的思路应当是多角度的，但是，有效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清除一个根本的障碍，那就是，权力的恣意和滥用。众所周知，要想减少甚至遏制权力的恣意和滥用，人类迄今为止发明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权力进行适当的约束和限制，就是确立法治和宪政，建立一个宪政共和国。

　　如果从清末的变法维新算起，中国的法治和宪政之路已经走了一个多世纪。然而，二十世纪的中国命运多舛，建立法治和宪政的努力一波三折，甚至常常不进则退，以致民怨沸腾，社会动荡。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时常看到的是，权力窒息权利，党派操控政府，国家压倒个人。吊诡的是，自整整一百年前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起，中国这块土地上已出现过大大小小十几部宪法。寿命长的也不过二三十载，最短的简直可以用“转瞬即逝”来形容。更令人困惑的是，数部宪法竟然未能把这个古老的国度扶上宪政之路。

　　今天，不少忧国忧民的人们仍在苦苦思索中国如何才能确立宪政，甚至提出了一些大胆的设想和建议。有人说，关键在于举行全国性大选;有人建议，要害是确立一个多党政体;有人主张，根本在于建立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有人提出，核心是实现司法独立;还有人表示，当务之急是修改甚至重新制定一部宪法;等等。这些提议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实现宪政，但是，从宪政在西方产生的历史和经验来看，我们也许需要关注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宪政起源于地方，并且首先在地方扎根。

　　一般而言，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政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大约在十一世纪之后，随着商业和贸易的繁荣，欧洲兴起了成百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城镇或者城市共和国，诸如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法国的巴黎、拉昂，德国的弗莱堡、科隆，英国的伦敦等。这些城镇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他们大多拥有自己的特许状，享有高度的自治权。这种特许状被认为是最早的成文宪法，规定了政府的组织原则;规定了权力受到限制，甚至某种程度的三权分立;规定了定期选举官员;规定了未经法律程序市民不受逮捕和监禁;规定了禁止因债务进行人身拘禁;规定了未经市民同意不得擅自征税;还规定了市民拥有持枪权、投票权、参政权等基本权利和自由;等等。1128年法国拉昂市的特许状可以帮助我们窥见一斑，其第一条规定：“任何人，如果没有法官的干预，都不得以任何不法行为的罪名逮捕任何一个人，不论是自由人还是农奴。” 其第十二条规定：“我们完全废除杀头的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