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邓小平同志民主法制思想的精髓。1979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颂布实施是我国迈向现代化法治国家的起步，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初具规模，司法行为亦逐步规范，法制建设的重点也已由立法转向司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反复强调依法治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意味着我国治国方略的重大改变，也展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光辉前景，更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要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公正执法，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将公正执法与制度保障结合起来，既鲜明地展示了“执法靠法制”的现代法治思想，又深刻地点出了司法改革的主题，确定了司法改革的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除了加强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并做到有法可依外，更重要的是要严格执法，保证司法公正、独立，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正视现实，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在法制日趋完备，依法治国观念日益浓厚的同时，我们法制建设却面临另一重要课题，即如何树立司法权威并进行相应的司法改革。

    一、司法权威的意义及要求

    倘若法律失去权威，那法律是什么？就如列宁说过的一名话：“那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空气震动而已。”没有权威的法律不再成其为法律，换言之，“法将不法”。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由国家制定的，国家实施的，“法将不法”发展下去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国将不国”。法律权威的危机有着不容忽视的严峻后果，这是一个事关稳定大局，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法律的权威从何而来？理论上常讲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作后盾，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这指的是法律权威的静态形式。法律仅凭静态权威尚不足以引起人们对它的敬仰，法律的权威更有赖于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来实现，这是动态的法律权威。只有这种活生生的法律权威才能赢得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服从，换言之，只有通过权威的司法才能赋予法律以生命和权威。正由于此，在很多情况下，司法权威和法律权威说的是同一回事。那么，司法的过程及司法的成果--裁判要体现公正，这是司法权威的前提。其次，公正的裁判要能得到执行，这为司法权威所必需。如果裁判得不到执行，体现法律尊严的判决书成了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白条”，人们就会对法律由困惑到失望直至蔑视，就会消极地否认法律的权威；如果裁判不公正，人们将根本不服从裁判，对法律产生抵触情绪，甚至会以破坏性的方式积极地抵抗法律的权威。因此，司法不公和执行难将严重损害司法的权威，危及法律的生命。

    二、司法权威的现状及病症原因

    在历史传统上，我国漫长的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奉行专制，其本质是人治而非法治。建国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至今仍在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而努力，司法权威并未真正树立起来，这主要体现在：

    （一）、司法行为在国家事务中应有的地位未能确立 ，作用未能充分发挥。这里无意渲染“三权分立”学说，但也无法否认，在国家权力结构中，三权分工是必不可少的，司法权在维护国家统治秩序、稳定统治关系、监督其他国家权力的依法行使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在我国历史上的国家体制中，行政权大于司法权，司法权一直被视为行政的附属，这种色彩至今依然浓厚，我国法院依行政区域设置、内部行政化管理的现行体制就是例证。此外，应当赋予司法的一些职能被限制抑或根本就未曾赋予，如对立法的司法审查权，即对立法的违宪审查制度未建立，对行政的司法监督在立法上被限制在具体行政行为的狭小范围内，如此等等，这些现象本身就是司法无权威的体现，也是不利于树立司法权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