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浏览一下中西社会思想史中，人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即强调个体和个人的作用，甚至把个人和个体放到极端的位置，这并不是宪政的新创，例如，希腊思想中的伊壁鸠鲁学派、犬儒主义，中国古代的庄禅思想等，它们都是非常强调自我的，而近代的功利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也都把个人利益放在了中心的位置。但是，宪政的个人权利思想与上述各种思想有着根本性的区别：首先，伊壁鸠鲁学派、犬儒主义、庄禅思想中的自我是对社会政治冷然漠视的抽象空虚的自我，它们由于对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悲观厌恶，因此把自我寄托在超然空虚的宁静心境或世俗生活之中，这显然与宪政所确立的政治法律框架之内的个体自我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之地位有着重大的不同，相比之下，宪政体制之下的个人原则是与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说，它们的基础恰恰在于宪政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伦理之保障系统。第二，宪政的个人原则虽然与功利主义等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我们在本书将会分析到，它们之间仍然有着原则性的区别，宪政的精髓在于自由主义，而不在功利主义，更不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相比之下，宪政的个人原则又是低调的，保守的，它采取的不是自我的全方位实现，而是通过一种新的政治逻辑，致力于对政府和国家权力的限制上，与此相反，功利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个人原则却是积极的，富有战斗力的，极端实践性的，它们远不满足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制，而是力争全方位的实现所谓的绝对性本质，对于这种政治倾向的潜在危害，我们将在书中专门讨论。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到，宪政的自由主义和个人原则既不同于忽略社会政治的虚无主义也不同于高扬社会政治的乐观主义，它在社会政治态度上是低调的，甚至是有些悲观的，但是，这种悲观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悲观主义，而是一种积极性的悲观，即由于看到了人性的弱点和政治权力的危害而采取的稳键的政治哲学。

　　宪政思想的中心是个人与权力的关系，更具体一点说，是个人的自由、人权与政治权力、政府权力的互动性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现实的法权关系，第二层次是法权关系中的正义论问题。

　　在传统观念中，个人权利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一般是前者从属于后者的统辖关系，古今中外的官方政治思想历来把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政治关系视为天经地义的，并以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方式将其合法化。不但统治者这样认为，被统治者也是这样认为的，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政治思想从来都是把被统治的个人，无论是公民还是臣民，更不用说奴隶了，视为统治者的管制对象，统治者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随意行事。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政治观念，百姓更是被视为皇权下的子民，所谓“浦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总之，个人在法权关系中没有什么独立的地位。对于这种政治关系，在主流官方意识形态之外，也曾出现过诸如犬儒主义、庄禅思想的反抗，但这种反抗完全是消极的，它们所反抗的是整个的法权关系，企图在政治法权之外寻求理想的个人家园，一旦摆脱政治而不能，他们的个人就变成抽象、放任、流俗的非政治动物，其栖息之所也就只能存在于幻想之中了。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极端的政治思想，即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造反意识，这种看似革命性的政治观念古已有之，不但中国此起彼伏的农民运动，即便是西方的阶级斗争、无产者革命等等，也都属于此列。这种政治思想与政治虚无主义不同，它们诉求积极的政治革命，对既定的法权关系不抱认同，企图以一场革命取而代之。但是，应该看到，这种革命主义很多时候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具有革命所内涵的实质意义，因为，它们虽然对所要反抗的法权关系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但是从内在的政治逻辑来看，它们所反抗的并不是这种法权关系的不公正逻辑，而只是反抗这种逻辑关系中的一方，并希望通过革命取而代之。其实，它们对这种法权关系是认同的，所不认同的是自己所处的位置，因此，它们的革命说到底不过是为了变换原有法权关系中双方的位置而已，而对于法权关系本身正义逻辑，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变化。我们看到，通过这样一些革命，过去的统治者被消灭了，原先被压迫的农民成了皇帝、统治者，然而，实质并没有改变，最多不过是名词上有了变化，过去称为统治者的皇帝、君王、贵族等现在变成了人民、无产阶级、先锋队，但统治与被统治的政治法权关系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