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产生他的权力机关负责，受权力机关监督。但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监督法，对权力监督缺乏专门的规定，权力监督的方式、方法及程序尚不规范，再加上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导致部分观念认为，权力监督妨碍了司法公正，并对权力监督的方式、方法提出质疑。本文拟结合司法实践，就权力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作用，以及权力监督的正当行使谈一点肤浅的看法，以示共鸣。

　　一、权力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作用

　　司法公正是法治国家的根本标准，也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在现代社会，公正与司法有着内在的联系，司法应当以公正作为价值取向。司法活动之所以启动，就在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了争议，法律的公正原则发生扭曲，这就要求通过司法手段矫正并消除这种法律关系的争议，使争议的法律关系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即恢复公正。很显然，司法的功能意义在本质上要求司法本身具有公正性，而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中立为必要条件，裁判者中立又必须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从司法独立的运行要求来看，它排斥任何形式的监督。就我国司法发展的现状来看，在没有建立比较完备的制度来最大程度地预防、抵制司法腐败的前提下，让司法处于没有任何合理监督状态下，人们将有可能处于较为严惩的不安全之中，况且我国的法律建设尚处于不发达阶段，司法不公的现象在较大范围内客观存在。要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独立司法，一段时间内也无法实现。

　　从我国的权力构建中可以看出，权力机关对司汉的监督在于保障司法活动按照正常的轨道运行，防止司法腐败和不公。权力不受限制便会被滥加使用，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对权力作了透彻的研究后指出，“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权力易滥用，是由权力自身的两个因素所决定，其一是国家权力的特点，即脱离社会的独立性的普遍的强制力，前者使其不受其他力量的支配，后者使其具有威慑一切的效果。两者结合，使其获得迫使全社会服从的权威；其二是国家权力不能自行运转，必须通过具体的、生动的人来行使。尽管这些掌权者是统治者精心培养和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但作为人都是有私心杂念的，遇上相应的气候，私欲就会膨胀，从而将手中的为大众谋利益的公权，变成了谋私的工具。权力的这两个因素的合力作用，就能造成国家权力脱轨运行，致使权利的滥用具有不可避免性。司法权力也不例外，为了防止和抵制权力的滥用，对权力进行制约就成为一种绝对必要的手段。

　　通过权力机关对司法监督的目的来看，就是促进司法公正，这也是与司法追求的价值是一致的。权力机关依照宪法，通过对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及其产生的审判人员实施检查、调查、评价等监督活动，为司法权立权威性，保证司法能够正常运行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虽然从表面上看，权力监督使司法的权威受到一定影响，但由于纠正冤假错案，实现社会公正的初衷完全符合法治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这样做的结果有利于提高人民对司法的信心和信任，最终会增强司法的权威性。至于打着监督的旗号，干着干扰司法的非法监督，我想是与权力监督的本意相悖的，应另当别论，司法人员应理直气壮的予以抵制。

　　虽然权力监督的唯一目的是促进司法公正，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权力监督只是促进司法公正的一种有效的手段，而不是唯一手段。因为司法公正最根本的依托还在于它的程序。任何一个监督者，只要它拥有一定的支配力和影响力，同样就有产生腐败的可能性，就有权力被滥用的危险性。同时，由于权力机关受专业知识水平不高等因素的限制，导致权力监督是不彻底的。因而最有效的监督制约力量存在诉讼和审判过程中，应当充分挖掘诉讼体制本身的监督制约资源，而不是仅靠外部的监督机制来消除司法腐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