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网络结构的政府具有与时俱进性，没有一成不变的、永恒的内容。企图对“政府”这一概念作一劳永逸的定义是注定要失败的。本文从结构学的角度对政府进行探讨，从经验的角度对19世纪以来西欧政府的形成作一简单考察。如果本文的观点得以成立，就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政府理论，所谓的政府也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偶然性结果。所谓的结是指互相作用着的个体所形成的结合，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形成结构的关系。本文认为形成政府结构的关系是一种网络，因此，政府就是这样一种网络结构。瓦特。鲍威尔（Walter W . Powell）对此作出了清晰而令人信服的分析[2].他指出除市场和等级制度外，还必须将网络视为抽象的组织形式，市场的一般性基础是契约和财产权；等级制度的基础则是就业关系；网络的基础是剩余的其他力量。市场交往的途径是价格；等级制度交往的途径则是惯例，两者是在网络中互相作用。关于冲突的解决方法，在市场中是讨价还价，在等级制度中是行政命令和监督，在网络中则存在一种互惠、交易的形式。也就是说，相对于市场和等级制度而言，网络的概念更强调正当性问题[3].把网络这一概念移植到政治领域既不大胆，也不具开创性，事实上，米歇尔和考勒曼已经在这一方面作出贡献，尽管其概念趋于模糊[4].当我们将网络结构适用于政府时，应当考虑鲍威尔的分析。网络必定是一些实体相互之间的联系，在政府中，制度注定是最重要的。从历史的角度说，政府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等级关系，尽管这种等级正在消退。在吉登斯的结构理论中，结构被定义为一种规则和资源，他们依赖于社会制度，并受时空限制。他主张结构的双重性，一方面，结构是社会实践的媒介，同时也是社会实践的结果[5].在吉登斯的结构理论中，行为者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结构仅在人们采取行动意图创造和复制他们的社会时，作为行动的中介和结果而存在。我们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然而，我们同样同意阿克（Archer）的观点，在她对结构理论的批判中认为吉登斯的观点有两个是不易令人接受的。首先，她强调结构理论中的转化可以仅仅依赖权力关系，然而在这个理论范式中，互动的交换或者不同行为者的共同愿望却是缺席的。第二，社会科学家有充分的理由分析结构性的行为和转化结构之间的关系和它们对结构的影响。暂时性的结果是不易察觉的。在这种情况下原因-结果分析看来是适宜的。吉登斯的结构持久性意味着转化的结构性行动和机构性的复制一定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即，时间上的连接性[6].在这个政府理论的分析中，我们认为政府是一个结构，一种在某些方面与个人行为在逻辑上相分离的结构；另一方面，结构也被作为个人行为的相互关系的结果来对待。

　　一、早期资本主义政府

　　在古典体制末期，市场机制促进社会自治的思想对政治秩序有着巨大的影响。政府的角色被限定为服务者和一个独立的，准自然秩序的保证人。很显然，这种自由主义的政府模式反映了资本家的利益。然而，它并非只是与某一类特定利益相连结，而是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这一事实使这一政府模式受益良多。其他的社会团体也有可能在其中找到认同性[7].贵族和教会阶层必定是对这一政府模式最不感兴趣的人群。贵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阶层的功能，如果宗教不再是对人们的私人事务进行公开支配的规范，神职人员也就与其他职业没有了区别。行会的工匠们也不会太欢迎资本主义精神。然而，对于农民阶层来说新的市场秩序却是有利的，因为它意味着贵族的土地可以转变为农民自己的财产，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农民可以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新的资产阶级阶层、商人、银行家、制造商、市政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真正的实践者，他们在贵族体制内没有任何位置，虽然人数不多，他们在经济上却很强大，受教育程度高，而且善于表达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的声音能否被倾听不仅取决于他们自己，也取决于古典体制及其支持者的抵抗强度，以及人数最为众多的农民的态度。不同政府的权力关系模式和联合进程决定了欧洲政府的不同发展进程。旧秩序向新秩序的转变程度因国而异，19世纪初逐渐发展起来的欧洲的“新”政府与老的极权主义政府极为不同，一些事情确实改变了。随着19世纪资本主义的逐渐扩张，为了生存以及在国际体系中扩张，发展一个资本主义的工业基础对于这些政府来说就极为必要了。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早期资本主义政府之间，资本家和政府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是含混不清的。政府在统治阶层的手中不仅仅是一个工具。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发展，对剩余价值而不是剩余生产的剥削，以及对契约自由的尊重，意味着对不断扩张的劳动力市场使用暴力制裁的排斥，此前，政府暴力对于索取过剩生产来说是必需的。工资劳动力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但是一无所有的工人养家糊口的需求使雇主拥有足够的制裁是手段。工人的数量还没有多到使市场力量的非均衡性需要引起政府干涉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