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伦才案件昭雪、预算变细数、沈阳市人大否决案、北京市人大首例质询案，这些监督实例在振奋和争论中写进历史。冷静解析这些案例，人大监督似乎仍给人这样的印象：他如朝气蓬勃的少年，民主和法治那双亲般的慈爱无时不在催动着他茁壮成长。可是，问题也随之显露：这孩子缺钙，刚劲不足。

　　“汪伦才案件”特调会：背后的监督尴尬

　　1996年，安徽省肥东县糖业烟酒公司供销经理部主任汪伦才，因下属单位东风商店承包盘点一事，与该店主任王某发生纠纷，出现吵骂、厮打。王某状告汪，四年中，肥东县法院一次判有罪，两次判无罪，但三次都被县检察院抗诉。2000年4月，合肥市人大常委会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特调会调查认定王某的证据不成立，还汪伦才以清白。尔后，县检察院检察长辞职。

　　合肥市人大常委会成立特调会被认为是安徽省人大史上的第一次。二十多年来，被西方喻为“国政调查”的特调会的调查只在极少数地方人大小心谨慎地开始动用。其实，人大代表质询权的启用频率也不容乐观。2002年1月，贵州省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才出现该省人大史上首例质询案-夏文翔等50位人大代表提出“花溪收费站应该依法撤除的质询案”；2003年1月，北京市人大代表刘宪秋等质询市高院：为什么我的建议拖了八个半月才答复，成为北京市人大近年来的首次质询。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陈斯喜先生坦言：“遗憾的是，法律规定的这一易于取得成效的监督手段，目前在实践中却得不到重视，使用得很少。”

　　首例特调会、质询案的局部轰动效应背后正折射出人大监督宏观上的积弊：监督尴尬，刚性缺失。2000年6月，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剑昌领衔在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针对市公安局的质询案，最后却变成了“听取解释”的询问。我们无法回避“人治”、权势、机制对人大监督到位的侵害。这几年，人大监督争权、创新的呼声一浪盖过一浪。不过，一旦让特调会、质询等宪法、法律所赐的监督“利剑”锈迹斑斑，而刻意去包装一些迎？quot；创新“的时髦监督形式，无异于缘木求鱼。

　　102个部门报告：计划预算审查告别“走过场”

　　2003年1月13日，广东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发给人大代表的文件和资料中，多出一本厚达3厘米的册子，那是102个省级政府部门向人大提交的预算报告。与前两年相比，省人大对预算审批的范围已从7个到27个政府部门，再扩大到102个，财政支出内容也从过去的“类”细化到“目”及“项”。

　　人大审批计划、预算草案“走过场”的通病一直难治愈，且不说计划预算的草案内容“内行说不清”、“外行看不懂”，就是举手表决草案时也是“一锅端”，基本上原原本本通过，尤其是政府及其财政部门自由突破计划预算使原本苍白无力的计划、预算审查更加流于形式。1999年，国家审计署长李金华向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披露的问题“触目惊心”：财政部一些司局挪用支农周转金1亿多元盖大楼；1998年水利部挪用大江大河堤防资金1400万元盖宿舍；国家旅游局下属公司竟私分国债收益，人均12万元。日前媒体又披露北京铁路局挪用4个亿建四星级宾馆。

　　早在1991年，深圳市人大就出台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预算暂行规定（1997年修正），此后深圳市人大作出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的决定，制定政府采购条例和投资管理条例。

　　更富有创制意义的是深圳市人代会既有对计划、预算报告的整体表决，又有对重要计划指标、支出款项、重点建设项目的重点审查和单项表决。仅1999年，深圳市人代会就单项否决了“五洲宾馆”扩建项目、市委组织部疗养院5号楼改造、经理培训中心三个项目。

　　作为计划预算审查监督的自然延伸，2002年深圳市人大推出“绩效审计”。人大不仅管住政府怎么分切财政蛋糕，还得管住政府花钱的效益。计划预算审查监督达到这般境界，才称得上“合格”。广东省、深圳市人大计划预算审查监督权威初露端倪，若在全国各级人大推行，还要待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