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1] 见[美]卡尔·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0～51页。

　　[2] 姜世林等主编：《宪法学辞书》，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3]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页。

　　[4] 《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0页。

　　[5] 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306页。

　　[6] 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版，第21～23页。

　　[7] 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版，第22页。

　　[8] 李伟民主编：《法学辞源》，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页。

　　[9] 见王世勋、江必新编著：《宪法小百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10] 郑贤君：《宪法是什么法》，载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编：《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许崇德教授执教五十年祝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68页。

　　[11] 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06-308页。

　　[12] 李伟民主编：《法学辞源》，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页。另见曾庆敏主编：《法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5页；姜士林等主编：《宪法学辞书》，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等。

　　[13] 见李伟民主编：《法学辞源》，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页。

　　[14] 袁兆春主编：《高等教育法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139页。

　　[15] 许崇德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宪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402页。另见王启富、陶髦主编：《法律辞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0页。

　　[16] 梁启超：《政论选》，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17] 范中信：《认识法学家梁启超》（序），载《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8] 转引自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5、270页

　　[19] 转引自何勤华、李秀清主编：《民国法学论文精萃：宪政法律篇》，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20] 转引自何勤华、李秀清主编：《民国法学论文精萃：宪政法律篇》，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21] 转引自何勤华、李秀清主编：《民国法学论文精萃：宪政法律篇》，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22] 吴家麟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

　　[23] 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55年7月30日作出的《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的复函》，这个复函在近年关于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中被频繁引用，学者们在对这一复函的理解上也出现了颇大的争议。笔者在此只想指出，在这个司法解释中第一次出现了“母法”一词；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该解释中还引用了领导人的讲话作为说理的依据。全文如下：

　　新疆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55）刑二字第336号报告收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国家的根本法，也是一切法律的“母法”。刘少奇委员长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它在我国国家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上，规定了什么样的事是合法的，或者是法定必须执行的，又规定了什么样的事是非法的，必须禁止的。”对刑事方面，它并不规定如何论罪科刑的问题，据此，我们同意你院的意见，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引为论罪科刑的依据。此复

　　[24] 文正邦等：《共和国宪政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