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构筑我国宪法变迁制度的体系

　　要构筑我国宪法变迁制度体系，必须回答几个问题：1、中国宪政生活可能或者应当存在着哪些具体的宪法变迁形式？2、这些变迁形式之间存在如何的内在逻辑联系与区别？3、这些变迁形式是否满足充分必要性？这些不仅是理论问题，同时是实践问题，涉及到我们如何去构筑完整严密的宪法变迁制度体系，如何去具体设计这个体系中的每一个子制度。中国宪法学者们谈到中国宪法变迁制度内容时，通常都会提到诸如宪法解释、宪法判例、宪法惯例等，但是深入讨论整个体系构建的少矣。笔者试图对此作一粗浅分析。

　　（一）基于权力的功能性分解：宪法解释、宪法惯例、宪法判例

　　分权是近现代宪法的普遍原则。洛克和孟德斯鸠当时提出这个理论时，只是从国家机关权力的结构性分离和对权力制衡的必要性角度，予以考察。按照新近的观点，分权实际上是政治系统的功能性分解，不仅是应当的，而且还是可能的。按照这个理论，政治系统有三个功能，一是民意的表达，二是民意的执行，三是民意的复归，分别对应立法、行政、司法。立法是一个利益平衡、妥协退让、发现公共利益的过程，讲究民主决策而显得无效率；行政的基本特点的是效率，因为目标已经确定，它解决的是怎么样更有效的实现。司法意味着中立、被动和遵守先定规则，这决定它不可能和行政走在一起，因为行政是有立场的，总是认为自已是公共利益的代表，积极主动地行使权力。立法提供的是抽象和普适的规则，而行政、司法尤其是司法处理的是具体的个案，合理性与合法性经常处于二难境地。可见，立法、行政和司法分别承担着政治系统的不同功能，体现出不同属性。这就决定了作为政治系统范畴的宪法变迁，也必需而且可能由这三个权力系统来共同参与完成。

　　一是宪法解释。因其带有较强的造法性质，可以限制、扩张、乃至变更原宪法规范，属最重要的宪法变迁形式，故可以赋予立法机关。如我国早在1978年宪法中就将宪法解释权交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惜解释机关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至今，只有1983年9月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侦察、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的决定》勉强算一个宪法解释性的决定。

　　二是宪法惯例。通常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因国家机关长期的某种作为（宪法未禁止的）或某种不作为（宪法已授权但未强制的）而形成的，前者如美国总统任职届数，从华盛顿开始逐渐形成惯例，总统连任一直不超两届，直到罗斯福之后才正式收入宪法。后者如英国宪法性法律文件有规定君主的否决权和大臣的弹劾制度，但历史上从未被行使。理论上说，政治系统中的各个权力系统都有可能因自己的作为或不作为而形成某种宪法惯例，但由行政所承担的功能和表现的属性决定，在各国宪政实践中，行政机关引发宪法惯例的情形占绝大多数。

　　三是宪法判例。司法机关审理案件，关系公民、法人的具体人身和财产权益，当出现法律漏洞或冲突时，需要依据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进行利益衡平，因此宪法判例也不可或缺。但注意，此处的宪法判例不是指宪法诉讼中的判例，而是指普通法院审理普通案件所形成的能引起宪法规范实质内容变动的判例。至于宪法诉讼中的判例，因我国违宪审查不大可能走司法审查路径，而且违宪审查对宪法变迁的意义不属本层面，故相关问题在下文讨论。

　　因此，在国家机关权力这个层面上，宪法变迁可以而且应当在立法、行政、司法这三个权力系统中，按照其各自功能和属性来进行恰当地分配，进而分别创设宪法解释、宪法惯例和宪法判例制度。除了这些形式，立法机关实际上还可以通过制定基本法律，行政机关通过制定行政法规，司法机关通过作出司法解释，进行宪法变迁活动，特别是在宪法规范过于欠缺和模糊时，这种情形显得尤为必要和常见。但这些形式不属宪法变迁特有的范畴，而且要配之以违宪审查方得符合宪政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