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对国家机构相应职权的规定是根据这种机构的性质和能力做出的，因此，宪法给不同的机构赋予了不同的职权。这样一种具体化的区别对待，意味着宪法给某一个机构所规定的职权是不能转让的，更不能被其他的国家机构所取代，它是属于规定的国家机构的专属性权力，这也是分权学说的基本意涵。[9]正是由于国家机构的职权的专属性，宪法在设立国家机构的时候绝不是随心所欲设置的，而是根据国家行使不同权力之间的不同属性，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将国家履行的各种具体职权在经过抽象化之后将那些性质相同的职权集中规定在能够履行这种职权的机构之中。由此，现代国家的职权通常按照性质的不同而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等。 [10]宪法按照这些权力的性质分别将这些不同类型的权力规定在适合履行该类权力的机构之中。

　　我们的宪法将立法权、国家领导人的选举权和对其他机构的监督权等这些体现国家主权意志的权力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行政管理权赋予了中央人民政府，将体现国家主权代表的权力赋予了国家主席，将武装国家军事力量的权力赋予国家军事委员会，将司法审判和检察权分别赋予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等等。这些国家机构在宪法所规定的职权方面有着明确的分工，因为分权首先就意味着基于促进效率而对国家权力的进行专业化分工。而解释宪法的权力之所以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是因为它是体现人民意志的机构，是一种集中展现国家意志的机构，而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对其解释必然要体现人民的意志，因此，宪法解释权自然也就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规定“解释宪法”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那么就意味着，当宪法需要解释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必须履行这项宪法职责和义务，而且这项职责是一种专属性的义务，全国人大常委会既不能拒不履行者宪法所强加的义务，也不能将宪法赋予的职权转让给其他的国家机构来代替履行。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是一种排他性的职权

　　尽管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说，履行“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是一项属于体现人民意志的专属职权。但是这种基于权力性质的分工是不是意味着其他国家机构就不能通过制约这种权力而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了这种权力？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在关于国家职权的分权学说中，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就是基于国家职权效率考虑的严格分权学说，也就是说一个机关不能侵犯其他机关的权力，这种分权思想我们可以称之为“严格分权学说”，这种思想尤其体现在法国；另一种分权思想是基于混合政体的考虑而在分权的基础上进行制约平衡，也就是说一种国家机关的权力可能约束或“侵犯”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而分享了这种权力，这种分权思想我们可以称之为“分权制衡学说”，这种思想尤其体现在美国。[11]不过，对于我们宪法中的分权制度究竟是采取了严格分权模式还是分权制衡模式，不能依赖于某种法理学说或政治学说，而要依赖宪法文本的规定。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宪法中对国家机构的职权的规定方式。我们的宪法对国家机构的职权采取了两种规定的方式，一种方式就是采取明确的“列举式规定”，也就是说，国家机构的职权是通过明确列举的方式规定下来的，比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宪法》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七条）、国家主席的职权（《宪法》第八十条和第八十一条）、国务院的职权（《宪法》第八十九条）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的职权都采取这种明确列举的方式；另一种就是采取“定义式规定”，也就是说，国家机构的职权是通过对这种权力的定义规定下来的，比如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权（《宪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人民法院的职权（《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和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宪法对国家机构的职权之所以采取不同的规定方式，是与不同国家机构的权力性质有关。一般说来，对国家机构的职权之所以采取明确列举式的规定，是因为这种权力往往很庞杂，很宽泛，而且具有很大的弹性，因此，宪法采取这种明确列举式的规定来授予权力实际上意味着一个限制，也就是说，那些没有经过明确列举的权力就不属于该国家机构的职权，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宪法上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将其权力理解为“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和把女人变成男人之外的所有权力”，[12]“最高权力”并不是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其权力范围也绝不是无所不包的，而是由宪法明确限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宪法对国家机构的职权采取“列举式规定”意味着一种限制性授权，这与那种定义式规定可能包含的扩展性授权形成了截然的对照。[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