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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论研究的开拓者(2)
www.110.com 2010-07-24 11:27

  当人权禁区被打破后,吕世伦教授紧跟时代步伐,发表了许多有关人权方面的文章,1993年,吕世伦教授以自己的学术勇气,学术良知和追求真理的无畏精神,发表了《人权理论研究的新进展》的文章,提出了“普遍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结果被认为有政治倾向和政治立场问题,是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因为当时正逢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夫访华,美国自“89风波”后一直借人权问题干涉我国内政,攻击中国践踏人权。吕世伦教授在该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对“主权高于人权”和“主权是人权的前提和基础”等命题进行深刻的剖析,提出了普遍人权(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最终目标)高于国家主权的观点。他认为,主权高于人权,主权是人权的前提和基础的观点实质上是“散布一种早已被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主义所反对的国家主义精神和新国家迷信。”[3]国家是争取阶级斗争胜利后遗留下来的祸害,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国家从来就是普遍人权的对立物和障碍物。”要实现普遍的、真实的人权,就必须要消灭阶级和国家。人权是对抗公权力的产物,它来自于对公权力的防范与不信任,是对国家主权警惕的产物。人权有应然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三种形态,不能因为人权来自于制定的法律,也不能因为人权的保障有赖于该国政府充分行使主权并为该国人民服务就认为主权是人权的前提和基础,这仅是法定人权,不能以偏概全,而且,政府既是人权的最大保护者,也常常是人权的最大侵害者。国家主权只能来自于人民,人民把权力交给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权。人权的“前提和基础”决不能从国家那里去寻找,而必须从市民社会即统治阶级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中寻找。“主权是人权的前提和基础”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奴隶制和封建制、种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国家并没有人权,如果承认主权是人权的前提和基础,那么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解放全人类和实现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理想就不再需要了。”[4]

  吕世伦教授认为,主权不能高于人权并不等于说人权高于主权,要辨证看待。在基本方面,应该是“普遍人权高于国家主权。”[5]长远的说,无产阶级的目标是要实现人类的普遍人权,争取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仅是实现未来普遍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途径和手段。他认为,普遍人权的无国界性,并不否认局部(各民族国家内部)的人权问题或人权斗争(特别是国家主权受帝国主义威胁时)的有国界性,以及对人权的政治管辖的有国界性。但决不能用国家对人权的管辖来限制、争取普遍人权的斗争。人权无国界与人权国际化是不同的两种理论,人权国际化是指无产阶级的人权并不局限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它和世界上一切劳动者的人权是一致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了,才能实现“人权国际化。” 吕世伦教授认为,普遍人权理论与西方国家的人权无国界论是不同的,在立场上,我们的人权国际化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的,而西方国家则是站在少数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在目的上,我们讲人权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实现普遍人权,而西方国家则将人权国际化理论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我们通过经济和社会发展来实现普遍人权,而西方国家则通过制裁、高压政策来实现其称霸世界的目的。吕世伦教授在批判“主权高于人权”和“主权是人权的前提和基础”的同时,并未否认国家在实现和保护人权中的作用。他认为,国家在其特定历史阶段可能对人权有正面影响,在阶级社会中,人权无法摆脱国家的干涉和影响,尤其是人的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公民权)本身就是国家规定和认许的权利。国家如果失去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势必使本国人民处于受奴役的地位。主权与人权的关系实质上是社会(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治国家)的关系。

  (四)人权与公民权

  在人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上,有学者持实证主义立场,认为人权实质上是公民权,人权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称谓。吕世伦教授认为,人权是人的应有之义,是基于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享有的权利。人权就是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它与人们生活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相联系,而公民权是政治权利。人权与公民权的关系实质上是社会(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治国家)的关系,国家从社会中产生又凌驾于社会之上,国家是社会的异化,是社会的幻影,“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必然导致人和人权的二重化,” 「6」人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是处于国家之外的私人,过着相互独立和相互不平等的生活,公民权利是人权的异化,属于政治和国家的范畴,这种权利只能和别人一起才能行使,而且公民权被宣布为法律上和政治上一律平等,于是人便丧失其在社会中、在人权中所固有的、真正的现实性,而处于一种幻想的自由和平等的状态。因此,政治国家的成员享有的权利是公民权,而市民社会的成员享有的权利是人权,公民权是掩盖人权不平等之这一真实内容的虚幻形式。市民的权利是本源性的人权,公民权是第二性的人权,是扭曲形态或派生形态的人权,其范围小于人权,是对应有人权的法定化,其基础来自于应有人权,公民权是人权的保障。从二者的实现途径来看,公民权的实现是通过政治解放来实现的,而普遍人权的实现则要通过社会解放来实现,公民权返回人权之中有赖于国家对社会的回归,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对人的本质的全面的占有。吕世伦教授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与社会间、公民权与人权间的界限不能很快的消除,社会主义社会还不是“自由平等的天然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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