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证人怠于出庭的社会成因探究
www.110.com 2010-07-24 14:02
[摘要]《刑事诉讼法》经过系统修改在我国颁布实行的几年来，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日趋完善、更加合理。在考量刑事司法制度变革是否深入的问题时，证人出庭问题逐渐成为的重要因素。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本文拟从“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角度出发，假定人为理性之人，就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证人出庭的现状及其社会成因作初步的探讨。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要求控辩双方当庭举证，通过控辩双方的法庭调查、辩论，当庭查清事实，确认罪责。为了贯彻“对抗求证”这一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基本精神，防止剥夺当事人对原始人证的询问和反询问权，新的庭审方式要求证人原则上应当出庭，接受以交叉询问方式进行的质证，必要时还要接受法官的询问，从而使法庭能够直接审查证人的作证资格、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合理判断主客观因素对证人作证的影响，辨别证言的真伪。但是目前从查阅到的法院汇总的资料显示，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却令人非常担忧，即使少数出庭的证人也是经过办案人员的再三说服才勉强到庭的。而警察通知证人到公安局接受询问，一般说来证人却都会按时赶到，老实接受询问。因为警察和检察官手中具有强制性力量，足以使任何公民感到威慑，并且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使这种强制变为现实。
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成为困扰司法机关的一大难题，它使法庭审判事实上演化为法官对控诉方卷宗笔录的书面或口头审查：由于证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均不出庭作证，法官对证人证官等言词证据的调查，仅局限于摘录和宣读控方卷宗所记载的笔录，尤其是被告人即使在法庭上做出了陈述。但这种陈述若与控方笔录所记载相矛盾，法官仍以卷宗中的陈述记录作为裁判的主要依据。这种书面审判方式是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关键因素之一，成为阻碍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障碍。[1]（P6）
二、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是证人出庭制度实施的最强有力的干扰因素。
导致证人出庭作证情况不理想的原因诸多，本文仅从其社会成因方面作如下分析：
（一）证人出于对自身安全的现实关注而舍弃对法定义务的承担。
在分析民主、法治社会时，我们通常认为公民的纳税应该首先被用来提供安全和秩序——两种个人不能够生产（个人与国家相比，在生产安全和秩序两种产品上基本没有成本优势）的公共消费品。但我国自建国以来所面对的历史遗留的现实是国家积贫积弱、百业待兴，外国反动势力又在不断压制、威胁着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中央财政税收的大部分投入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从而使司法部门的投入长期短缺，制约了他们提供安全和秩序的生产能力。短缺之下掩盖着社会公民之间对公共安全产品享有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它们在各阶层内部较平等的分布，在阶层之间则是不平等的供给。同级的干部享有差别不大的公共产品，但对比他们上级、下级或普通群众之间，他们所享有的安全和秩序的保障是大不相同。有职务、有实权的人物占有更多的安全保证和服务之类公共产品，而普通大众则在履行完纳税义务的同时，却不得不以各种合理、不合理的或合法的、不合法方式努力保护着自己。现实中，在遇到重大案件时，高级领导人更有义务、有责任出庭作证，给普通大众做示范、表率作用。但在贪污、腐败案件中，鲜有省、市级领导出庭作证的。这些行为对普通大众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效应。连受保护最好的官员都会因有所顾忌而没有出庭作证，更何况普通大众呢？
因此在法律不能提供给社会大众一致有效的法律保障时，个人最好的对策是明哲保身，少染是非。这种情形是博奕论中的“囚徒困境”在现实世界中最好的验证：人们将自己或他人在长时间内、多次相同的社会互动中积累的出庭后果，进行了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比，再经过现存的社会制度文化进行自然筛选，得出了个人理性的最终选择。这是证人不愿作证时，普遍存有的一种心理。证人出庭作证与书面形式的作证不同，他要直面被告人证实或揭露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在表达方式上更显直接，感觉更象是自己在庭上作证“加害”于被告人，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罚，因此担心事后会遭到被告人及其亲属的打击报复。特别是一些带有暴力团伙性质的犯罪，有的被害人连到公安机关报案的胆子都没有，更何况到法庭上作证。《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没有专职的保护人员以及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对证人的保护只停留在事后保护、人身保护、宣言式保护范围内，忽视了对证人事前预防性及财产方面的保护，一旦证人及其家属遭到打击报复，造成损害，无论是追究刑事责任还是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对于证人及其家属来说，已经于事无补，“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从这个层面上考虑，证人出庭的法定性中的合理性就大打折扣，这样又怎能调动证人出庭作证的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呢？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要求控辩双方当庭举证，通过控辩双方的法庭调查、辩论，当庭查清事实，确认罪责。为了贯彻“对抗求证”这一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基本精神，防止剥夺当事人对原始人证的询问和反询问权，新的庭审方式要求证人原则上应当出庭，接受以交叉询问方式进行的质证，必要时还要接受法官的询问，从而使法庭能够直接审查证人的作证资格、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合理判断主客观因素对证人作证的影响，辨别证言的真伪。但是目前从查阅到的法院汇总的资料显示，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却令人非常担忧，即使少数出庭的证人也是经过办案人员的再三说服才勉强到庭的。而警察通知证人到公安局接受询问，一般说来证人却都会按时赶到，老实接受询问。因为警察和检察官手中具有强制性力量，足以使任何公民感到威慑，并且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使这种强制变为现实。
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成为困扰司法机关的一大难题，它使法庭审判事实上演化为法官对控诉方卷宗笔录的书面或口头审查：由于证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均不出庭作证，法官对证人证官等言词证据的调查，仅局限于摘录和宣读控方卷宗所记载的笔录，尤其是被告人即使在法庭上做出了陈述。但这种陈述若与控方笔录所记载相矛盾，法官仍以卷宗中的陈述记录作为裁判的主要依据。这种书面审判方式是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关键因素之一，成为阻碍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障碍。[1]（P6）
二、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是证人出庭制度实施的最强有力的干扰因素。
导致证人出庭作证情况不理想的原因诸多，本文仅从其社会成因方面作如下分析：
（一）证人出于对自身安全的现实关注而舍弃对法定义务的承担。
在分析民主、法治社会时，我们通常认为公民的纳税应该首先被用来提供安全和秩序——两种个人不能够生产（个人与国家相比，在生产安全和秩序两种产品上基本没有成本优势）的公共消费品。但我国自建国以来所面对的历史遗留的现实是国家积贫积弱、百业待兴，外国反动势力又在不断压制、威胁着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中央财政税收的大部分投入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从而使司法部门的投入长期短缺，制约了他们提供安全和秩序的生产能力。短缺之下掩盖着社会公民之间对公共安全产品享有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它们在各阶层内部较平等的分布，在阶层之间则是不平等的供给。同级的干部享有差别不大的公共产品，但对比他们上级、下级或普通群众之间，他们所享有的安全和秩序的保障是大不相同。有职务、有实权的人物占有更多的安全保证和服务之类公共产品，而普通大众则在履行完纳税义务的同时，却不得不以各种合理、不合理的或合法的、不合法方式努力保护着自己。现实中，在遇到重大案件时，高级领导人更有义务、有责任出庭作证，给普通大众做示范、表率作用。但在贪污、腐败案件中，鲜有省、市级领导出庭作证的。这些行为对普通大众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效应。连受保护最好的官员都会因有所顾忌而没有出庭作证，更何况普通大众呢？
因此在法律不能提供给社会大众一致有效的法律保障时，个人最好的对策是明哲保身，少染是非。这种情形是博奕论中的“囚徒困境”在现实世界中最好的验证：人们将自己或他人在长时间内、多次相同的社会互动中积累的出庭后果，进行了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比，再经过现存的社会制度文化进行自然筛选，得出了个人理性的最终选择。这是证人不愿作证时，普遍存有的一种心理。证人出庭作证与书面形式的作证不同，他要直面被告人证实或揭露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在表达方式上更显直接，感觉更象是自己在庭上作证“加害”于被告人，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罚，因此担心事后会遭到被告人及其亲属的打击报复。特别是一些带有暴力团伙性质的犯罪，有的被害人连到公安机关报案的胆子都没有，更何况到法庭上作证。《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没有专职的保护人员以及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对证人的保护只停留在事后保护、人身保护、宣言式保护范围内，忽视了对证人事前预防性及财产方面的保护，一旦证人及其家属遭到打击报复，造成损害，无论是追究刑事责任还是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对于证人及其家属来说，已经于事无补，“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从这个层面上考虑，证人出庭的法定性中的合理性就大打折扣，这样又怎能调动证人出庭作证的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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