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作为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环节出现的一种侵犯人权的不文明现象，在立法上早已被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禁止。但刑讯逼供行为本身却并没有因为《刑事诉讼法》有了禁止性规定而销声匿迹，相反还在一定程度上潜伏和出现，导致一些地方仍然出现了冤假错案，既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司法机关形象。因此伴随着法治与文明的日益进步，近些年来如何杜绝刑讯逼供现象，一直成为法学理论界、司法实务界的一个研究热点。笔者在此不想赘述刑讯逼供的社会危害性（因为它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而是想试从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出发，分析和提出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现象的法律对策。

　　一、刑讯逼供行为存在的主要原因

　　任何事物的产生和任何行为的出现，都有其产生的根源，都是在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得以催发和显现的。不存在无源之水、也不存在无本之木。笔者认为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处于不公开与无法监督的状态，是刑讯逼供行为产生的重要条件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根据案件管辖的分工享有对案件的侦查权。三机关对各自直接办理的刑事案件在侦查环节，都享有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权力。然而这种讯问是在无第三方参与见证、亦或监督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从讯问有无见证、监督的角度，可以把刑讯逼供行为的产生条件按照据犯罪嫌疑人是否羁押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未在看守所羁押前的刑讯逼供行为，一种是在看守所羁押后的刑讯逼供行为。实践中前者表现较为突出和常见。

　　1、看守所羁押前的刑讯逼供行为产生的条件。《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的指定地点或者他的住处进行讯问”。这一条款明确了讯问地点由公安机关指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32条规定“被留置盘问的犯罪嫌疑人需要拘留、逮捕、取保侯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应当在留置期内办理法律手续”。这一条款表明公安机关有对犯罪嫌疑人留置盘问的权力，那么留置盘问的地点自然由公安机关决定。在实践中留置盘问地点绝大部分都在公安机关的办公区域。以上可知，犯罪嫌疑人被传唤或拘传到公安机关所选择的指定场所，亦或公安机关的办公区域，讯问活动的参加人就只有公安机关办案人员与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这一条款所明确的是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为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活动的内容是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并没有介入讯问的内容。这种规定可以说是发生刑讯逼供后的法律救济，并不是赋予律师当场监督、防止和见证刑讯逼供的权利。《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但这种监督因为无具体介入讯问活动的规定，因此也通常是一种事后的监督。由此可见，在现行法律规定框架下，侦查机关的讯问活动是侦查机关自己操作执行的讯问活动，是一种无监督、无第三方制约的讯问活动，整个讯问过程是不公开的、秘密的、不透明的。由此当弱小的公民私权利面对强大的国家公权力时，法律规定不完备所导致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侦查机关的办案人完全可置法律禁止于不顾，肆意进行刑讯逼供行为。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产生有无刑讯逼供的争议时，往往是双方各执一词，且犯罪嫌疑人处于弱势，最后的结果就是无法查清，什么事情也没有。

　　2、看守所羁押后的刑讯逼供行为产生的条件。《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45条规定“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立即送看守所羁押”。犯罪嫌疑人被拘留后，侦查机关的讯问活动，要在犯罪嫌疑人羁押场所—看守所进行，这就使讯问活动脱离了侦查机关指定的场所或侦查机关的办公区域，从而使讯问活动置于羁押机关的监督之下，应该说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刑讯逼供行为。这也是检察院自侦案件在公安机关看守所内的提审活动为什么不会发生刑讯逼供行为的原因。然而公安机关看守所与公安机关刑事案件侦查部门同属于公安机关，只是部门职能不同，所产生的监督也是内部监督行为，由此带来的侦查目的与羁押目的的趋同性，往往对使看守所干警对办案部门侦查人员在提审室发生的刑讯逼供行为视而不见。这样就使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活动依然处在不透明、不公开的状态下，使得刑讯逼供行为得以掩盖和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