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不同程序的腐败问题，因此，反腐败已成为各国目前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法律问题。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就行政机关及公务人员而言，行政权缺少限制和规范是产生行政腐败的主要原因，所以防治腐败应当从规范行政行为入手，将任何可能滥用的权力限定在严格的范围之内并辅之以公开化程序化的措施，这是防治腐败的必由之路。

　　一、限制权力

　　腐败生于权力本身而且与权力的限制程度有关，对权力的限制越少，产生腐败可能性就越大。纵观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无一不与权力缺乏有效限制有关。正是因为行政机关握有重大项目的审批许可权而未加制约，所以会出现一张批文换取几万元贿赂的权钱交易；正是因为公安机关有决定拘留和劳动教养的权力而未加制约，所以出现“提钱释放”的怪现象；也正是因为税务机关享减免税的权力而未加制约，所以会出现一次宴请流失上百万元税款的惊人之举。不能说行政机关行使的这些权力毫无限制，至少说缺乏有效限制。可以断言，国家权力本身就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这句名言至今仍发人深省。

　　当然，不能因为权力会产生腐败我们就放弃权力。社会对权力的需求不会停止，尤其在体制变革之际，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又未能及时建立，这种需求就更为迫切。也正是在这种时期，由于对权力缺乏必要的约束，权力极易被滥用，腐败也容易产生。因此，从我国行政权力过大的现实和它处的历史时期看，与其扬汤止沸，从外部对权力加以约束，不如釜底抽薪，对行政权进行一次彻底改造。具体说，就是减少行政机关拥有的过大的处罚权，审批许可权，缩小权力幅度，增加相互制衡的环节。

　　与国外行政权力相比，我国行政权，特别是对公民法人的人身财产权发生重大影响的行政处罚权、许可权等，在权力范围、幅度及强制力方面都较大。这种权力体制与我国传统上行政权强大，司法权相对薄弱有着密切关系，曾一度在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秩序，保护人民人身财产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能否认，行政机关非经特定司法程序随意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是不合适的，这种处罚权极易导致行政机关及公务人员滥用职权，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而在国外，由于法院是唯一享有剥夺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国家机关，而且必须经过一定程序才能实施这项权力，所以行政机关自身享有的对违反行政法规的处罚权是极为有限的，这就从客观上减少上行政机关及公务人员滥用权力，腐化堕落的机会。因此，适当削减行政机关行使的处罚权（包括拘留，劳动教养），对于遏止行政机关利用制裁权搞腐败是有重要意义的。如何削减行政处罚权，必须通过制定行政处罚法及有关法律，明确行政处罚权的范围，幅度及种类来实现。我国另一个容易产生腐败的行政权就行政许可审批权。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大量的行政许可审批权，这些权力不仅涉及公民的衣食住行，也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由于每盖一章，每发一照都“有利可图”，很自然，许可权成为行政机关及公务人员贪污受贿的重要手段。必须承认，许可权是国家实行间接管理的重要手段，对某些特种行业及关系国计民生，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行业而言，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这种许可权必须由法律设定并且控制在一定范围，否则必然成为贪官污吏搞权钱交易，搜刮民脂民膏的一把“利剑”。对行政许可权的限制是防治腐败的最重要方面，首先应当制定《许可法》，将许可的设定限于法律、法规，废除、取消由规章设立的各种许可，规范行政机关行使许可权的一般规则；其次在各项许可立法贯彻如下原则：许可权与监督权相结合原则，避免享有许可权的无监督权，或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无许可权；许可权与利益相分离原则，保证许可机关办理许可事项时不收取任何费用，谋取非法利益；许可公开原则，保证行政机关所有许可事项向全社会公开，允许申请人竞争，公平取得许可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