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5日，本报（指<中国政法大学法律评论报>——编辑加）中国政法大学记者对我国行政法学界一代大师王名扬先生进行了采访。王先生乃法学界之翘楚，其对中国行政法学乃至整个中国法学的构建，作出了杰出的不可或缺的贡献。已是白眉皓首的王先生，仍精神矍铄，他的热情、睿智、谦逊，使采访者经历了一次精神的洗礼。

　　采访者：王老师，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想请您满足我们法大同学的一个愿望，就是有机会与您这样德高望重的学者作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大家都渴望了解您，包括您的人生经历、治学过程、目前的生活状况等等。首先想请您谈谈您的经历。

　　王先生：我是1916年出生于湖南衡阳，家境贫寒，父亲在族人资助之下得以上学读书，毕业于岳麓山工业大学堂，教了一辈子数学。晚年闲来无事，就以解代数、几何题来消遣。我也是因宗族的资助才有读书的机会。所以，我很珍惜学习机会，一边放牛，一边刻苦学习，以全县第1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第五师范。师范毕业后一年，考入武汉大学攻读法学。1940年大学毕业，又考入在重庆的中央大学读研究生，师从张汇文先生。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46年考取了最后一批国民党政府的公派留学生。因为当时法国正处在战后的恢复时期，1947年未能成行，直到1948年才去法国。原定期限三年，但由于当时法国尚未承认新中国，法国政府便允许我延长留学期限。在导师埃赞曼（EiSemann）的指导下，1953年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公务员的民事责任》。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在法国滞留了十年。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号召海外留学生报效祖国。响应这一号召，在总理的关怀下，1958年我暗自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取得护照，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我回国后，志愿教学，分配到了北京政法学院。然而，时逢政治运动，我非但没有能够走上法学教育讲台，而且不得不接受了四年的“洗脑”。之后，又被“组织”认为不合格，转到北京外贸学院教法语。政治觉悟不行，教法语总可以吧？文革开始后，因为我与法国友人通信，被怀疑“里通外国”，送进“牛棚”隔离审查，多年积累的书稿也被付之一炬。1969年，又被遣送到河南固始和息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去就是十年。1983年，几近古稀之际才得以重返政法大学，教授行政法与外国行政法。至此，最好的年华已经被浪费了二十年。想起来，像是南柯一梦。人生真易老。

　　采访者：这个梦实在过于漫长了。在法国的十年和在中国政治运动中的数十年，两相比照，您定然刻骨铭心吧？王先生，大家都很佩服您的三部巨著，而您在1983年恢复执教后，已近古稀之年。你是怎么开始这个写作计划的，又是怎么完成的？我们在一个资料中还看到， 1985年，你在接受《法大短波》（研究生编辑的一分报纸）的专访时，曾经雄心勃勃地对外界勾画了你的学术事业的宏图，计划完成五部著作，当时是这样的吗？

　　王先生：不敢说巨著，只能说是一点整理心得。我在1985年时，时为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研究生导师，苦于教学材料奇缺，也凭着想为中国法学界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样的想法，就作了一个个人的学术计划，打算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五本行政法学的作品，即《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比较行政法》和《中国行政法》。但是，时光流逝，“五部作品”的蓝图看来难以实现：1987年出版《英国行政法》的时候，我71岁；两年后，又出版《法国行政法》。等到1995年出版《美国行政法》，我已经是快80岁的人了。也许，另外两本不能完成了。原计划的第四本书《比较行政法》在进行当中，书稿已有四章，但“力不从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