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档案几乎伴随整个人的一生，婴儿从出生，医院里建档；上幼儿园，幼儿园里有学籍卡，小学有学生成绩单；到中学、大学就开始建立档案内容包括从家庭出身到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凡是主管当局认为重要的，都会写入档案。档案记载一个人的历史与过去，它的作用在于使人们了解一个人过去各种光彩与不光彩的经历。从大的方面来看，它为国家的选贤任能提供一种依据，从小的方面说，它为人们之间相互了解、发展关系，提供一种根据，比如男女青年恋爱结婚，做家长的总要明查暗访了解对方底细。做生意的双方也要对对方资信情况进行了解。看来档案与人们生活之密切，似乎达到一种密不可间的程度，然而档案毕竟是一种静止的，历史、片断的东西，人们从中很难窥见全豹，同时档案内容记载的取舍往往取决于制作档案的人，根据档案的内容去衡量评定任用一个人往往会犯错误，战国时期魏文侯就犯这样的错误。

　　战国时魏国介于秦楚齐几大国之间，经常受到其它国的欺凌，所以整军经武，重振国威就成了魏国的首要任务，魏王为此贴出了招贤榜。一天子思（孔子的孙子）来见魏文侯对他说：“大王何必舍近求远，魏国的苟变就是一个难得的军事人才、大王何不用之。”魏文侯说：“不瞒先生，我也知道苟变是个将帅之才，但通过调档发现，苟变在担任乡下税务官时，曾吃过老百姓两个鸡蛋，故寡人不能用之。”从这里不难看出，魏文侯不能用人之长，魏文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看了档案才作出这样的决定，试想如果档案制作者，不把两个鸡蛋之类琐事记入档案，说不定苟变就成了一代名将，魏王重振国威，一统天下亦未可知，而这些都源于叫鸡蛋的档案记载。可见小小鸡蛋能决定一个人仕途命运，甚至一个国家命运。“得人才者得天下”所以今天很有必要对档案进行重新审视。

　　审视之一：档案制作主体的权力根据何在

　　档案制作主体在社会管理活动中往往基于管理职权的需要，对行政管理活动进行记载，一方面是对社会管理活动进行客观记载，另一方面为行政合法性提供一种根据，同时为权利救济进行提供证据上的保障，行政机关或用人单位基于行政法授权对行政活动进行记录，形成档案。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的档案包括两部分，一部是有关公共事务方面的档案，它是基于行政职权产生的，另一部分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涉及到公民个人活动所形成的档案。有关单位基于行政职权形成公共事务方面的档案具有合法根据的，其根据是国家的行政法规以及全国人大的各种授权性规定。问题在于行政管理活动形成有关公民个人档案是否有其正当性。我国宪法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国宪法赋予我国公民权利自由是广泛的，而个人档案无非是对公民这些权利部分或全部进行记录。宪法规定权利被记录，被监视之后是否还有自由？公民自由权利最本质含义在于法不禁止既自由，尽管公民言论，出版、集合、游行、示威等自由如果符合法律规定，法律是不加禁止的，关键在于把公民这些自由记入档案是否构成一种精神上强制，仅有行动上自由而没有精神上和思想上自由，那种自由还叫真正的自由吗？在行政管理中基于行政职权对公民个人活动进行建档是缺乏法律根据的，至少是缺少宪法根据，而宪法是根本法，是母法，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得与之相抵触，抵触无效。在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权与公民的宪法权利产生冲突时，下阶位级权利必须让位于上阶位的权利，而言论、集会、属于宪法性权利，行政管理权属于下阶位权利。

　　审视之二：知情权与保密权的冲突何者应优先

　　公民对共公事务、社会管理活动享有知情权，特别是有关对个人评价的知情权，而档案资料通常是保密的，不按一定的组织程序是很难知悉档案的内容的。公民不能知悉个人档案的理由通常是以保密为借口，问题在于个人档案对个人来说是否应保密，二是当知情权与保密权产生冲突时，在社会生活中应作何取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秘密法》，国家秘密是指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经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内知悉的事项。秘密分为国家秘密的个人秘密，国家秘密自应保密，个人秘密是个人对外界的一种相对封闭的东西，国家是否有权占有个人秘密资料，并且拒绝当事人知悉。从所有权角度看，国家并不是个人档案所有者，国家最多算个人档案保管人，是个人与国家之间基于一种间接委托关系而形成的一种保管关系，国家仅是保管人，它的权利也仅限于保管者的权利。公民个人档案所有者理应是公民个人，国家占有公民个人档案又拒绝公民查悉知情，在某种程度无异于鸩占鹊巢。从所有权角度看，公民理应对个人档案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更不用说对个人档案的知情权了，以保密权对抗公民的知情权于法无据于理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