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个意味深长的对比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发轫于1990年代初。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推广以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为标志。该意见提出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强化社区功能，巩固党在城市工作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加强城市基层政权和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扩大基层民主，密切党群关系，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在中国官员看来，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手段。与此相映成趣的是1955年联合国《通过社区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文件中的10条原则。它明确指出：“社区发展的目的在于促进人民热心参与社区工作，从而改进地方行政机构的功能”。在联合国官员看来，“改进地方行政机构的功能”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对比，读者甚至能得到一种强烈的暗示：“社区建设”的推动来自政府，目的是寻求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社区发展”的动力则来自社区，目的是寻求善治。由此想到，有必要对中西社区肇始、发育的历史条件和动力机制作一个比较分析，由此探讨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未来走向。

　　一、西方城市社区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与发展动力机制演变

　　社区概念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于1887年提出，指由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紧密、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帕克等人后来又加上地域的含义。今天，一个对西方城市社区形成、发展全景式的回顾或许会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1、关于社会历史条件――工业革命后的都市大发展

　　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直到19世纪末，是整个欧美城市发展的黄金年代。以芝加哥为例，1803年始建要塞，至1918年一战结束后人口已达300万，其中四分之三是欧洲移民。种姓不同，宗教不同，风俗各异，贫富悬殊，于是物以群分，人以类聚，城市社区自始出现。

　　（1）自由市场经济的“分化”效应是城市社区形成的首因。也在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学派开始走上街头进行城市实地调查。伯吉斯发现，用简化了的“同心圆”可以很好地表征城市社区结构模型：由中心商务区－贫民区－公寓带－别墅带－卫星城依次向外延伸，沿直径方向锲入了黑人、拉丁移民、亚洲移民等锲状种族聚居带。这些分化形成的地块，甚至会通过吸引同质人群的加入以强化自身特征。这实际上就是西方城市社区的缘起。不难看出，类似芝加哥这样的城市聚居形态分化，主要触发因素是城市地租中心递减、人口自由流动以及社会分层的马太效应，可以说，城市社区是自由市场经济在城市地域空间上的表征和投影。

　　（2）新教伦理和礼俗传统的“自适应”为城市社区塑形。城市社区绝不仅是经济的空间表达，更是多元文化的空间积淀。那些第一批芝加哥的移民，当他们进入真实的都市后，腾尼斯预言的城市冷漠开始困扰他们。这里生活环境复杂，节奏纷乱，且暂时失去了以血缘为基础的维系纽带。但是，新教伦理――马克斯韦伯认为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促使他们把源自乡村“礼俗社会”的传统和勤劳、自制的禁欲主义结合起来，以“自适应”的方式构成了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谓的“有机联合”――彼此依存，分工合作。尽管社区形成是以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为代价的，但社区内团结互助的精神得以延续。

　　（3）乡镇自治精神为城市社区留下发展伏笔。托克维尔认为，早在17世纪开始形成的乡镇自治制度，提高了人民积极参加公共事务的觉悟，为美国式民主的发展提供了精神源泉。在城市社区，源自第一代移民的乡村自治精神同样让城市人有着对政府不信任的天然倾向，这种趋向促使他们的社区团结更为迅速和有效。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伏笔将为社区力量的壮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