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与法国并称为现代大陆法系的两大脊粱。所谓大陆法系的特色，强调法典编纂的完整与立法过程的严肃在前，法学界的分析讨论以形成法规范完整体系在后，特别是后者往往形成一国法规范的理念维系者与新思潮创新者。法国在大陆法系中固以民法的贡献为大-此必须归因于1804年公布的拿破伦法典，成为欧州各国效尤的对象。但在公法学，特别是行政法学，后来居上的德国也形成了现代世界行政法体系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对各国行政法发展的影响更大。

　　德国近代行政法学的发展，如同德国其它学门的法学一样皆于19世纪中叶奠基，逐渐形成今日规模。对于现代德国行政法的理论，行政法学界的介绍及讨论并不乏见，反而在“草创时期”的19世纪方面，迄今尚未有系统介绍之文献。故为弥补此学术空隙，本文的目的即在浅介德国行政法学在此“奠基期”内发展的轨迹，并介绍其中最重要几位学者们的贡献。基本上，如果以1985年奥托。麦耶（Ktto Mayer）所出版的《德国行政法》一书为界，可以分为奠基期与成熟期两大阶段。

　　一、德国19世纪的公法思潮

　　德国在19世纪是一个法学发展极为迅速的时代。一方面，作为中欧兵家力争之地的德国，不仅成为国际战争的中心，列如，拿破仑势力的扩张首受其冲击即为德国；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解放农奴、打倒腐败诸候贵族统治皆改变了德国旧有的政治结构；而法国风起云涌产生的新思潮与新的社会政治运动，例如，法国大革命产生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及共和思想等等，无不立刻影响德国，尤以知识分子为然。故德国在19世纪的公法理念基本上和法国所代表的主流思想无太大差异。

　　德国在19世纪可以说是一个思想相当活泼的时代，其公法发展主要有几个显著的特色：

　　（一）法治国用语的产生

　　所谓法治国（Rechtsstaat）指国家“依法而治”，已成为现代法学界的共同语言。法治国用语的产生及发展均始于19世纪的德国，英语中并无同样的用语。

　　首次提出“法治国”用语的乃在1798年出版一本名为《国家学文献》（Literatur der Staatslehre）的普拉西度斯（J.w.Placidus），他将国家与法律结合在一起，并以法律的角度来讨论国家观。日后，继之而起的为米勒教授（Adam Mueller），他在1809年出版了《国政艺术之要术》（Elemeneter der Staatskunst）一书，该书将司法部长当成是“法治国的代表”，已寄寓国家必须依据法律来治理。由普拉西度斯及米勒教授开风气于先后，日后还有甚多的学者使用此名词，例如莫耳（Robert von Mohl），在1831年至1834年出版的《法治国原则的警察学》（Polizeiwissenschaft nach den GrundsaetzendesRechtsstaates）；史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在1830年出版的《法律哲学》；以及贝尔（Otto Baear）在1864年出版的《法治国一个构想的发表》（Der Rechtsstaat—eine publizistische Skizz）；格耐斯特（Rudolf von Gneist）1872年出版的《德国的法治国与行政法院》（Der Rechtsstaat und die Verwaltungsgerichte inDeutschla-nd）；以及毛鲁斯（Heinrich Maurus）1878年出版的《作为法治国的现代宪政国家》（Der moderne Verfassungsstaat aisRechtsstaat）。上述几位影响远大的法政学者不论只单纯地使用法治国用语，抑或将法治国用语当成篇名或是书名，都对于提倡、宣传法治国用语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注：参见陈新民：《德国19世纪“法治国”概念的起源》，刊载：台湾台北政治大学，《法学评论》第55期，1996年，第47页以下。）因此，国家（Staat）在法律学者的眼光已经转化，或是应该转化成为一个“法治国”（Rechtsstaat）已是当然之理。与法治国相对者则为“强权国”（Machtsstaat），按“Macht”德国语译为“暴力、强权、独裁”，和公平正义与法的“Recht”相对应，以两者作为国家形态的“属性”，即可知法治国家的基本形态，可以说，19世纪法治国不仅名词已经产生且被广泛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