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社会不是最好的社会，最好的社会不需要法律。在最好的社会里人人爱己、人人爱人，侵权、暴力、仇杀都不会存在，大家生活在幸福的海洋中。这样的社会会有吗？法学家和社会学家说：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有，至少目前没有，由于没有最好社会制度，那么我们只好追求次好的，那就是有各种政策的有国家强制力的社会——法治社会。

    事实上早在远古社会人们就意识到了条条框框的重要，针对某些不法行为部落予以相应的处罚，哪些行为应受处罚和怎么处罚，各部落都有相应的习惯和代代相传的标准。那时还没有文字，社会生活也很简单，几世纪持续延续没有大的“民愤”。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曙光——先是语言，继而是文字在地球上出现。此时社会的强大权利牢牢的掌握在奴隶主和贵族手中，对人们的行为处罚与否，如何处罚仍由奴隶主和贵族说了算。这种情况的长期存在引起了自由民的不满，因为有些处罚显然显得太随意，要求以公开的明示的标准处罚人，成为自由民的强烈呼声。在这种背景下，成文法典诞生了，先是《乌尔纳姆法典》，接下来又是《汉穆拉比法典》，尤值一提的是《汉穆拉比法典》是一部镌刻在石柱上的法典，它以公示的形式告诉大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部法典的诞生年代是公元前1792年左右。

    说到这里，我不觉得为目前中国的医生悲哀；早在3792年前权利机构就以明示的方式告诉大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而且只有以明示的方式称不可以做的事，若有人做了才被处罚，否则“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在3792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大夫都享受不到这种待遇，这绝非耸人听闻。事情是这样的：前一个时期个别报纸称某医院复用了一次性的心导管，报纸认为该行为“损害了”患者的权益。于是引起了众多在该院求医的患者起诉，“怀疑”自己被使用了复用的“二号管”。在诉讼过程中医院拿出了充分的证据证明：1、依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正式文件，心导管不是一次性导管；2、在该院就医的极个别患者因特殊情况，医院没有收费的复用了导管；3、极个别复用导管的患者没有任何损害。在诉讼中法院为了查明事实向药监局求证导管可否复用，令人吃惊的是药监局出具便函称：根据“产品说明书”，该导管是一次性使用，而且称国家对医疗器械是否一次性使用不指定——这一便函显然与其规范性文件有冲突。此时我迷茫了：作为临床大夫我是以国家规范性文件行事还是以行政机关事后的便函行事呢？